专访王杰：吏治关系政权存亡 用国学影响“关键少数”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发起人，中国实学研究会现任会长。无论在其任职的中央党校，还是现身各种论坛，或者各类媒体平台，他一直视弘扬国学为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发起人，中国实学研究会现任会长。

无论在其任职的中央党校，还是现身各种论坛，或者各类媒体平台，他一直视弘扬国学为己任，认为当下之国学复兴，急所胜于大场，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学国学，修官德。

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惊叹于他的博闻强识，像个“点读机”。经典的诗词歌赋与历史典故，他常常在课堂或讲座上让学员随机抽点，然后脱口背诵出来。尽管职业是党校教授，但他更希望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儒者，用国学的大智慧影响“庙堂”。

为此，他从2015年8月起，发起并组织了“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系列活动，邀请众多学者走进榆林、曲阜等地，为党政干部现场讲国学，至今未迄。同时，他还以个人之力，创立“领导干部学国学”公众号，每日推送相关文章，自发订阅的干部超过6万。

2016年11月底，中国实学研究会在曲阜举行换届选举，王杰当选为新一届会长。这是一个成立于1992年、由民政部注册登记、教育部主管的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很多人对这个组织并不了解，其实“实学”之名，古已有之，或可理解为儒家注重知行合一、实干致用之学。

近年来官方与民间热谈国学，诸说并起，国学的种种好处似乎又重见天日。那么，一直鼓吁国学为当世所用、国学要影响官员的王杰，对于当下的国学热是否过于乐观？他所力推的活动，以及他所主持的实学研究会，究竟寄托了何种经世理想？近日凤凰国学专访中央党校王杰教授，试图从他的思考与实践中，探寻国学传播的当代价值。以下为访谈实录：

王杰：经世致用古今一理实学既要“继往”更要“开来”

凤凰国学：首先祝贺您当选为中国实学研究会新一届会长。在关注您之前，我并不清楚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就我浅陋的理解，“实学”应该就是实用之学，或者叫经世致用之学，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听说古人就有实学一说，那么，古人是怎么理解的？你说的实学与毛泽东所论的“实事求是”是一回事吗？

王杰（中央党校教授）：其实“实学”一词最早在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中开始使用，原文是“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批判战国时期一些庸俗知识分子沽名钓誉、追求名利的现象。到了宋朝，又赋予“实学”“实体达用”的含义。宋代儒生提倡“实学”，是在佛家、道家学说盛行的背景下产生的。道家“以无为宗”，佛家“以空为宗”，宋儒强调世界的真实，有实实在在的元气（张载），有实实在在的实理（程颐），这一时期的实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佛、道的“空”、“虚”，重视社会生活的意义，以纠正主流精英喜好佛、道而导致的消极、厌世，从而将知识分子的精力集中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上来。宋儒讲的“实学”，主要是指以天道性命、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说。

清朝初期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深入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发现理学、心学固然在对抗佛、道方面有长处，但存在囿于道德、流于空谈的弊病，导致知识分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因而，清代学风开始转向，众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整理、反思中国传统学术，倡导传统的“实事求是”治学方法，不仅成就了乾嘉考据学派的高峰，有些学者用“实学”指称考据功夫扎实、有经典渊源的学问。随着清朝中后期的社会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突出，至晚清时期经世实学蔚然成风，天文、地理、水利、漕运、钱粮、军事、科举、刑狱、荒政、盐铁、榷酤等方面都纳入到了实学的范畴，更突出了治国理政的功能。而且在更广阔的政事、钱粮、财赋、兵制、水利、漕运、刑狱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晚清经世实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朝的实学，中前期主要在于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研究经典原意的考据实学，后期主要包括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系统研究的经世实学。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读一读《清代社会与实学》、《晚晴经世实学》等书籍。

晚清时期，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有识之士逐渐走出自大，开始研究西学，很多学者将西方新学也纳入到实学范畴加以研究、提倡。因而，西学也是晚清经世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学”就像“心学”、“理学”、“考据学”一样，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过长期演变，它的内涵非常丰富。从实学发展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看， 实学的涵义一直在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崇实黜虚、经世致用，主张合理利用各种学术，关切各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回答时代面临的不同问题，主张学术要对治国理政有益，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你说到“实事求是”，可以说，实学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历史渊源。本来，实事求是就是传统经典研究的重要方法，清朝乾嘉考据学派就非常重视“实事求是”。晚清湖湘学派格外重视经世实学，岳麓书院大庭门梁上就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湘军领袖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经世思想，就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他年轻时写《体育之研究》，对清初提倡实学的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作出高度评价，认为三人“皆可师也”。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也为毛泽东能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带领中国共产党摸索出实事求是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葛荣晋先生研究实学几十年，他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实学之间的关系应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吸纳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切合理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接点，主要的应是中国古代实学，特别是明清实学”；二是“中国古代实学的现代化，既由‘旧实学’转变为‘新实学’，虽然应容纳古今中外哲学的一切积极思维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实学基本上同属于‘外王之学’，在唯实性和实践性上，有很多相通之处”。葛荣晋先生的论断非常精辟，也抓住了中国传统实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通之处。传统实学与马克思主义都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通性。我们不能人为主观臆断地将二者分裂开来，认为二者互不兼容，而应当从二者的共通性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根本原因。

凤凰国学：现在朝野谈国学的大有人在，各种学说纷纷而起，但说实话，怎么解决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如何在大谈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让国学这棵老树发出新芽，我个人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比如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等等，包括当代很多学者，最近一百年来几代学者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么，您觉得实学在当下应该怎么生发新价值？

王杰：你说到国学，我认为，顺应当前国学渐热的大环境，实学应坚持“继往开来”的原则。“继往”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修正、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巩固理论基础。上世纪末学界曾开展过关于实学内涵的大讨论，诸多知名学者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有北宋以来的“实体达用之学”（葛荣晋）、受西方科技知识冲击而产生的“实用实测之学”（杜维明）、“切实有用的学问”（罗炽）、“经世致用之学”（张显清），“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哲学思潮”（成复旺）等。不仅仅是实学的内涵，还有实学与儒学、实学与理学、实学与心学、实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等，都引发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引发了学界对实学研究的热情，在争论中提高了实学研究的水平。今后的实学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实学研究形成更加具有系统性的基础理论体系。

“开来”就是在“继往”的基础上，努力构建面向当前时代的新实学，强化实学的经世致用特征。我们知道，经世致用是实学的鲜明特征，古人正是为了防止学术脱离社会实际，才格外强调要讲“经世致用之学”，甚至以“实学”标榜自身学问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性。“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实学史的研究、梳理当然不可少，树立现实视角、关注现实问题同样是实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不能致力于现实问题，就无法证明实学对今天社会是“现实有用”的学问。

从现在的学者组成和知识结构来看，相对于“继往”，“开来”的难度更大。近几十年中国实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多，但问题也不容回避。比如实学研究中存在的各种争论，如实学的涵义是什么、研究范围是什么、实学和儒学、理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可以说，实学研究会每次召开学术研讨会，都会围绕这些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固然有助于提高学术共识，但拘泥于各种争论，导致实学研究存在简单重复、无法提高和创新的状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一辈的学者年事已高，实学研究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尴尬状况，以实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学者越来越少。不仅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同样如此。从我们每年培养的硕士、博士的总量上看，人数不算少，但能够以实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则很少。同时，实学自身的特点，也要求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具有哲学、历史、法学等更多学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这对人才的质量要求更高。这次中国实学研究会的换届选举，我们充实了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为未来中国实学的研究储备更多的学术人才。但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的设想，在若干年时间里，团结国内有志于从事实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在构建现代新实学的同时，形成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和特点的现代新实学流派，当然，这不会是一蹴而就，还需要各位学者的不懈努力，可谓任重而道远。

领导干部学国学交流对话（资料图）

王杰：吏治关系政权存亡用国学影响“关键少数”

凤凰国学：再聊聊您一直在推动的“领导干部学国学”。2015年8月23日，我参加了你们在中央党校启动的“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这是您发起并且组织策划的，是不是“实学”的一种实践表现？这个活动从第一站在榆林开讲，到最近您和陈来等学者在曲阜讲座，也有不少场了吧，效果如何？您走的这条路，可谓充分发挥了“组织优势”，我最想知道的是，各地的干部们对国学感兴趣吗？

王杰：我发起的“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主要由“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 “领导干部国学论坛”、“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三大部分组成。“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是2015年8月底正式启动的，我们走了不少地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及业界口碑，得到多个部委和各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同时得到中央党校网、党建网、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凤凰网等众多知名、权威媒体的聚焦关注和追踪报道，全国数百万微博微信用户也参与互动和转发了活动盛况。从现场参加活动的干部学员的反馈看，对这个活动评价很高，觉得受益匪浅，所以我觉得来势挺好。“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系列活动还入选了中央数字电视国学频道“2015年中国十大国学新闻”，“领导干部学国学”微信公众号入选了“文传榜•2015” 十大国学公号并名列其榜首。目前，“领导干部学国学”公众号的关注量近7万人。接下来我们还会进入更多省市，其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说到我创立的“领导干部学国学”公众号，其实宗旨也是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广泛传播普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丰富的国学经典中汲取和领悟修身做人之道、为人处事之道、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及治国理政之道。增强领导干部对国学的温情、敬意、尊重和认同，同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打牢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领导干部为官为政的根基，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养及治国理政的能力。

我认为，领导干部是决策者，是那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进行国学方面的学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领导干部学习国学，势必会为全国人民学习国学起到榜样与示范作用，从而更好地提高全民对国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运用水平。

凤凰国学：古代任用官员，无论是汉代“举孝廉”，还是隋唐以降的科举取士，在标准上都会强调德才兼备。特别是学而优则仕，官员首先是接受过知识和道德系统教育的读书人，这道门槛不可谓不高，但颟顸贪腐、昏庸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历朝也不乏其人。今天我们谈依法治国，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同时，也讲以德治国，强调官员的道德约束。您这么积极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最希望现在的官员们从国学中学什么，怎么学？

王杰：元好问说过，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有本事有能力有魄力的官吏到处都有、随处可见，但是公正清廉有德行的官员就非常罕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屡屡见诸报章荧屏、或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官员中的能官能吏贪腐、腐败、以权谋私、违法犯罪现象，再次把德与才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再次引发了国人的思考。在德才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为我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固然重要，但德与才相比，德更根本更重要。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多都是从道德品行上出问题开始的，官德的好坏就像是一扇窗口，一面镜子，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它能折射出社会风尚的好坏，能引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家风，也关乎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从一些官员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看，大多都是从道德品行、人格操守上出问题开始的，是从三观扭曲、理想信念丧失、做人底线失守开始的。主要表现就是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权力观、人才观、政绩观、道德观、财富观、婚姻观、是非观、美丑观、善恶观等方面扭曲变形，在“三谁”（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方面出了问题，在理想、信念、精神、信仰、追求等方面迷失了方向。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所有帝国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可以说，历代王朝的败亡，往往与吏治腐败有关，治国就是治吏，吏治则国稳民安。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曾遭受到批判、质疑和否定。近二三十年，在政府和学界、民间、媒体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国学逐渐由涓涓细流汇成了江河湖海，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社会，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以说，这次国学的复兴，重新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就像长江黄河之水，就像钱塘江的浪潮滚滚而来，势如破竹，一往无前，势不可当。

那么，在民间、学界、媒体积极推动国学传播和普及的大环境下，我也基于自身的工作特点，思考我的重点方向。我希望面向广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群体，真正打造一个风清气正、人人向往的政治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为中华文化复兴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当然，国学的复兴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解决时代问题的。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安身立命、为官为政的人生哲理、思想智慧。我们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学中汲取修身做人、为官为政、治国安邦的智慧。

国学是中国人修身做人的学问，也是官员为官为政的学问。国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做人思想、为官为政智慧、反腐倡廉思想。所以，学国学与加强党的建设、防治腐败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么，领导干部到底该怎么学国学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有所侧重，不能无所不学、无所不包。

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也会存在着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领导干部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要积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的取舍，做到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应该对传统文化要有温情、有敬意、有尊重、有认同。不可像过去那样“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的无穷无尽的宝藏都丢了，拿着个破饭碗，到处去乞讨。

领导干部学习国学，还应该要着力培养对国学的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领导干部要想学好国学，应该要做到想学、愿学、自觉学。也就是说，要努力把学国学当成一种境界来追求，当成一种习惯来养成、当成一种幸福来享受。

此外，领导干部学习国学，不是附庸风雅，不能一阵风，也不能搞成形式主义或者“面子工程”。学国学贵在坚持，需要领导干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只有这样，对于国学知识的了解与掌握才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前面说的这些，是谈学习态度问题。那么，从学习方法上看，首先要重视对经典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作品，我们不仅要经常朗读，还要背诵，熟记于心。“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样，久而久之，我们就能领会其中之深意了。当然，读好经典，要讲究一个“精”字，即要“学以致精”。俗话说，“百艺通，不如一艺精。”学经典，需要我们慢慢品味，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能断章取义、装腔作势。

其次，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国学与用国学有机结合起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习国学，讲究的就是要学以致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在工作中学国学，在学习国学中工作，切实把学国学的成果转化为谋划建设的思路、促进落实的措施和抓好工作的本领。不能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要坚持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再次，要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还说“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学习国学，要边学习边思考，要学以致问，要通过看书学习来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善于独立思考，心中要有“问题意识”。

此外，学国学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机APP等新技术手段，把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与传统文化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动领导干部对国学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