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無名英雄，我的母親何妨

我的母親叫何妨，原名何送金。今年是母親謝世11周年，特此撰文懷念母親何妨！

1923年5月18日，她出生在福建省福清縣東張鎮，系越南歸僑。1937年5月她在廈門參加了中國革命，參與廈門兒童救亡劇團（簡稱廈兒團）的創建。1938年，15歲的母親因不滿入黨年齡由中共廈門兒童救亡劇團黨支部吸收為按黨員使用的團員。1940年母親經廈兒團黨支部安排，就讀於復旦大學先修班。1942年畢業後參加了「陳昌特工組」，成為父親陳昌的部下。1945年我母親與我父親陳昌結為革命夫妻，成為一對「永不消逝的電波」至重慶解放。1952年，母親受父親冤案株連被重慶市公安局開除，後以歸僑身份報考「護士集訓班」重新參加工作。1978年從樂山市人民醫院退休。1981年，因為父親陳昌的冤案昭雪了，母親的冤案由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平反昭雪，由退休改為1942年參加革命的離休老幹部（享受縣處級幹部待遇），1983年糾正為1937年參加革命的離休老幹部（享受司局級幹部的醫療待遇），2005年母親獲得中央軍委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2009年6月25日淩晨病故於四川樂山，享年87歲。

一、父親的臨終遺言

我父親陳昌同志於1926年參加了革命，時任「鐵軍」葉挺部補充團三營營部中尉副官。南昌起義時是他帶領「賀龍手槍隊」一班人，保衛起義指揮部和起義將領的安保工作。南昌起義失敗後，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1927年底，父親在武昌中山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秋他和老戰友湯昭武一起成功地組織、籌畫、實施了「石寶寨起義」，創建了川東第一支紅軍武裝，後又在河南確山縣動員白軍新二十軍邵子舉部的安仰哉全營起義。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黨投敵，使我黨的情報系統遭到毀滅性破壞，父親臨危受命加入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即中央特科），在黨旗下鄭重宣誓做「無名英雄」。從此開始至重慶解放18+3年的紅色特工生涯裏。他先後在王世英、馮雪峰、李克農、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同志的單線領導下，以多種身份做掩護，為黨和軍隊獲取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父親為了營救渣滓洞的難友不幸暴露，他本應該根據董必武同志「失去組織關係可以找黨中央」的指示到北京報到。鑒於重慶是蔣介石的軍政老巢，肅反鎮反工作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重中之重。父親毅然決定放棄回北京找中央的想法，留在重慶繼續他的政治保衛工作，後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周興部長派往重慶市公安局工作。父親被分配在重慶市公安局一處三科，帶領「精字20號」小組作偵查工作。在兩年多時間裏，他以「華川煙廠」 「人民書店」 「關廟茶社」老闆，以及「立信會計學校」 「崇德會計學校」政治教員等身份為掩護，搜集「特情」，發展「社情」、「特情」人員。帶領「精字20號」小組破獲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和顛覆新中國的反動武裝組織「中國平民革命黨」和「中國反共救國軍」，將重慶地區企圖「反攻大陸、復辟」的武裝力量一網打盡，為捍衛新中國立下了一大功。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像很多從事特科工作的同事一樣，蒙冤數載：1958年3月為了恢復黨籍父親被追補為大「右派」，1960年1月25日深夜含冤累暈倒在大洪河水電站大壩的「勞改」工地上。在父親彌留之際，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來到父親跟前，父親斷斷續續地告訴母親：「你年輕、漂亮，可以改嫁。但請把三個孩子（我父母共生育了六個孩子，但父親去世前有三位在不同時期先後因父親工作性質或蒙冤的原因夭折）培養成為革命接班人；請你和孩子不要埋怨黨組織，要相信黨，我的問題一定會搞清楚，我一定能回到黨的懷抱！」父親於次日淩晨駕鶴西去了。

二、母親含辛茹苦地培養我們姐弟

父親1960年去世，那時我母親每月只有20多元的工資，要養育我們姐弟三人還有外公、外婆。這點工資，應付六人的生活是入不敷出的，她只能通過自己省吃儉用、無休止地代人上夜班掙夜班補貼，幫人洗衣服掙錢補貼家用。一家老小的吃喝就靠母親開荒種菜、養雞養鴨解決，即便如此還要經常向同情我家遭遇的好心人借款度日。

即便條件十分艱苦，母親卻一定要保證我的營養，為了讓我健康成長想法設法地保證我每天喝一杯鮮牛奶（我一直喝到1970年，離開母親到青藏高原工作），有次我嫌牛奶不好喝，悄悄倒掉，被母親發現，好生一頓揍，從此不敢浪費。我母親是護士，我家就住在醫院的宿舍，那時醫院的地上常常有玻璃渣，我母親怕我們的腳被劃傷，一年四季都要求我們必須穿鞋子，但她的鞋子卻是壞的，補了穿，穿了補還捨不得扔掉，也從來不買新鞋。

我母親為了我們姐弟有好的身體，要求我們必須每天早上早起跑步，我記得我家外面有一片草地，她帶著我們將草剷除乾淨修成跑道，每天早上逼我們跑步，她因為常常上夜班，不能起來陪我們跑步，就用耳朵「監聽」，只要沒有聽到我們的跑步聲她就會大聲呵斥我們。有時候我們原地踏步騙她，被她發現後又是一頓好揍。正是這樣的長期鍛煉，讓我成了班級、年級、學校的體育健將，身體一直棒棒的。

我上高中時，有一次游泳時不小心把腳劃傷了，學校醫務室沒有把傷口處理乾淨，回到家中被母親發現，她帶我到急診室重新包紮。在沒有打麻藥的情況下，護士阿姨將我已經合攏的傷口一下子撕開，霎時間整個大樓都能聽到我的哭喊聲。為了培養我的意志力，回到家後母親耐心地教育我：「你要是落在敵人手中有可能當叛徒，要當心哦！你爸爸告誡我，幹我們這一行的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捕入獄，能否扛得住酷刑？能否活下去？靠什麼不當叛徒？主要靠信仰的力量！因為人是高級動物，是有思想的動物。我們共產黨人就是為了解放全人類敢於犧牲自我的人，死都不怕還怕痛嗎？的確，人受刑當然會痛，而且痛的受不了，但是有了共產主義信仰，就能抵禦、戰勝肌體的痛苦。其實，叛變一般不是在受刑過程中，而是在受刑前。敵人會將刑具擺在你面前，通過讓你看別人受刑的慘狀來嚇唬你，甚至押你到刑場假槍斃，這時你的意志就有可能崩潰，就會當叛徒。當敵人給你上刑後，你自然而然會恨敵人，就不會投降；實在痛的受不了，昏死過去就無所謂了。醒來時你會更恨敵人，就是要活下去和敵人做鬥爭。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你已經是高中生了，今天這點小傷，你就哭天喊地的，不像我們的兒子，希望你以後勇敢一點！」那個年代居民都是在家燒煤做飯，有次我們生火時不小心將家裏弄得烏煙瘴氣，我便打開了門窗，煙霧就飄到了樓道裏。母親發現後嚴厲地對我們說：「別讓煤煙飄到樓道了，小心熏壞了人家，你們立即把門窗關掉。」害的我們被嗆得在家裏直咳嗽，母親還命令我們拿著扇子把樓道的煤煙扇走才甘休。她寧可犧牲自己孩子的健康，也要確保不影響到鄰居們，這就是她的做人準則。

我母親知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們姐弟只有讀書才能改變現狀。所以她對我們的學習抓得非常緊，同時也不放鬆對我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讓我們多看紅色經典書籍，我們姐弟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姐姐在“文革”前夕考上了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口腔專業」，四川省只收兩名考生，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的現在是中國知名的腫瘤專家。我從小就喜歡學習，尤其喜歡數理化，我用了12年的時間，先後攻讀了五個大學的文憑，後從事企業管理方面的至今。

改革開放後，不少人都希望移居海外，我也一樣。但是，母親反復做我的工作：「我們為了參加革命，專門從海外回來。如今人民的生活翻天覆地，你為什麼要移居海外？你知道嗎？我們華僑最深的感受是不管你在海外多麼有錢，只有祖國強大了，華僑在境外的日子才好過，才能真正直其腰杆子做人。」

我記得2007年我陪同母親參加中共廈門市委老幹局舉辦的紀念廈兒團成立70周年的大會。我們在遊覽著名的萬國租界鼓浪嶼時，在一個老公園門口母親特意叫住我，對我說：「龍獅，就在這裏，解放前豎著一個牌匾，上書『華人與狗不准入內！’ 』這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竟然不能進去！如今，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民站立起來、富裕起來了，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呀！只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牌匾就只能永久地安置在紀念館、博物館來教育你們年輕人，它永遠不會在這些公共場所出現，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認可共產黨的原因所在！」

作者母親的事蹟篇幅較長，餘下三、母親特別的言傳身教與四、母親給我上的一堂「黨課」留待下期繼續刊登分享。

作者陳龍獅簡介：中國新聞頭條副總編輯兼駐京聯絡處首席記者、紅色軍旅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