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美田弥望茂林修竹 宝墩遗址发现4500年前水稻田、“小竹屋”

重现美田弥望茂林修竹

宝墩遗址发现4500年前水稻田、“小竹屋”

水稻田层面航拍图

竹（木）骨泥墙建筑遗址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宝墩古城还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

农耕文明对成都平原有着深远影响。据《华阳国志》记载，古蜀五祖之一——杜宇，就因教民务农而受到人民的爱戴，其死后还化作杜鹃鸟，每年春耕时节在稻田中声声啼血，催人耕种。

6月7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宝墩遗址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遗址。这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对了解成都平原史前水稻种植史具有重大意义。据悉，目前已经提取的2件土样标本植硅体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此外，在此前植物考古中，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

宝墩遗址

发现4500年前的水稻田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介绍，2020—2021年，宝墩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在地面2米以下，找到一层水平地层，该地层从西北向东南发掘区外延伸。该地层与常见的人类生活地层相比，几乎看不到人类遗留的陶片、红烧土、碳屑等遗物，而且地层土质为淤泥。考古人员还发现，该地层淤泥中有大量铁锰结核，而铁锰结核需要在饱氧与厌氧交替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符合水稻田需要反复灌水和放水的种植方式。“这一信息提示我们该地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有一定关系。”唐淼说。

“为了进一步验证初步判断，我们对该地层土进行了系统采样，将进行系统检测，通过对水稻、与水稻伴生的杂草群、土壤微形态的综合检测研究，加强对该区域为水稻田的认定。”唐淼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提取的2件土样标本植硅体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并且是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4500年前的水稻田。

碳化竹片

首次明确了竹骨泥墙的存在

从上世纪晚期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陆续在宝墩等八座成都史前城址群发现了竹（木）骨泥墙基槽式居住型建筑遗存，这类建筑遗存也延续至了三星堆、十二桥文化时期，但由于成都平原偏酸性的土壤环境，截至去年以前，尚未明确发现残存的有机质建筑构建。

这些成都平原上的早期建筑，到底是木骨泥墙，还是竹骨泥墙抑或是二者皆有？在本年度宝墩遗址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台地边缘倒塌的红烧土基址中发现了6枚碳化竹片。“竹片出土的那一刻，内心是无比激动的。说了这么多年的竹（木）骨泥墙基槽式建筑，大多是根据建筑遗迹留下的痕迹推测。4500年前的碳化竹质建筑构件，最直接地证明了竹骨泥墙的存在。”唐淼说。

唐淼认为，宝墩遗址的最新发现勾勒了一幅“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田园画卷。对了解长江上游史前人类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延伸阅读

成都先民稻作种植技术提高

农业得到发展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是怎样的发展脉络？金沙遗址的农耕技术处于怎样的地位？记者采访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副主任郑漫丽，她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可以提早到宝墩文化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仅仅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了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再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郑漫丽告诉记者，这种通过植物遗存的比例及发现概率进行分析的方式，对基础数据的要求很高，即数据量越大得到的分析结果就越准确。同时，受不同时期遗存保护情况的影响，这种理想化的数据获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反映的是一种趋于正确结果的可能”。 郑漫丽认为，这次宝墩发现水稻田遗迹，是一种实物证据，证明早在4500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而这种技术也得到了延续。

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发现，与宝墩遗址的稻作农业相似的还有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中发现的旱作作物比重很低，“我们甚至还发现了这一时期谷物储藏前已进行集中加工，部分稻粒尺寸有所增大，可能与人类栽培有关”。郑漫丽认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平原的先民在稻作种植方面不断地积累经验，提升技术，改良稻作农业的技术。

金沙木耜

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

成都平原的农耕文明发展，还可以从出土的农具上看出，生产工具对农耕技术的影响巨大。在金沙遗址中出土过一件木耜，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木质农具，通长141厘米，出土于金沙遗址生活区，形状很像现在的铲子，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因深埋于淤泥之中，隔绝空气才得以保存。

“耜在整个早期农耕历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弥补了宝墩遗址尚无农耕工具出土的遗憾。”郑漫丽介绍道，耜是中国古代主要农具之一，用于翻土。大约到三国时期，耜才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可见耜在整个早期农耕历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宝墩文化

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

1986年，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坑内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黄金面具、金杖……展示了一个3000多年前的强大的古蜀王国的魅力。

如此辉煌的三星堆文化从哪里来？考古人员展开了艰苦的探源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崇州紫竹古城遗址、大邑盐店古城遗址、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八座史前古城遗址。八座古城文化面貌相似，年代前后延续，学术界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同时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线索。

唐淼介绍，“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等考古成果，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