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女儿对我说:“爸爸,21号就是‘父亲节’了,我给您什么礼物啊?”“父亲节?”这让我回想起了三个父亲对我的爱。一般来讲,一个男人都有生父、岳父,可我还有一位 “养父”。首先,讲讲我的父亲陈昌同志。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副秘书长黎济明为我父亲创作的纪念邮票
我的生父叫陈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战士。1907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四川仪陇立山场一个没落世家。1926年,年仅19岁的陈昌参加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带领队员们保卫起义将领们的安全。于同年12月3日在武昌中山大学由尹仁杰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1929年他和汤昭武一起组织、策划、发动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1931年,他奉命调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在党旗下宣誓做“无名英雄”,从此在王世英、李克农、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开始了“18+3”(18年在解放前、3年在解放初期)的红色特工生涯……1960年含冤去世。今年,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六十周年。父亲去世时,我才2岁,“父爱”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所以,我叫“爸爸”会口吃,叫不出“爸爸”这两个字。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对岳父刘振亚、养父娄甚四,当面叫过一声“爸爸”,这也是我对二老最大的不孝。如果说父亲对我的爱是什么?那就是母亲何妨对我说的那一段往事:在父亲弥留之际,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陈世英、陈伟光、陈龙狮)来到父亲的病床边。父亲弥留之际对母亲说:“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你们不要埋怨党,一定要有信心,我也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久,父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也从那时起,我们全家艰难地活着。由于母亲受父亲冤案牵连,被关入牛棚批斗,哥哥陈伟光无人看管而淹死于大渡河中,死时还不到12岁。我和姐姐有幸活了下来,后来在党的关怀下,都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从医的姐姐今年74岁了,已退休多年,可她依然坚持选择从医为人民服务。而我即将63岁,始终牢记父亲母亲的嘱托,坚持奋战在红色宣传的第一线,为党和国家发声,成为“军跨记者”再来说说,我的养父娄甚四同志吧。
1989年,我和爱人陪养父去香港让他与胞弟娄忆琛先生团聚
父母冤案平反昭雪后,母亲告诉我:“你还有一位叫娄甚四的叔叔,受冤枉至今还关在监狱里。如今,我们都平反了,你也长大成人了,应该想办法把他接出来,安度晚年!”娄甚四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老中医。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在上海闹革命时,娄甚四就以娄家大公子的身份为地下党秘密筹钱、备粮等。他先是我父亲的“线人”,后来成为单线情报员,直属父亲领导。在临近解放时,娄家的产业全部从上海迁移到台湾,但娄甚四却选择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54年,从公安局无罪释放的父亲,想创作自传体小说来教育后代。受我父亲的邀请,娄甚四从新疆辞职来到四川长寿狮子滩水电站,专门帮助父亲撰写那段革命往事。眼看《地下烈火》就要出版时,一场“反右”斗争使两位父亲惨遭厄运。父亲在劳改中去世,《地下烈火》也不幸遗失。养父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以家传的医术给人看病来度日。随后,却因“无证从医”被捕,判劳教5年。养父劳教期满,因无直系亲属担保,被安排在四川石棉矿的劳改工厂里干活。后来,我以娄甚四“养子”的身份将他接了出来。由于我父亲去世,缺少证明材料,始终没有办法落实娄甚四的政策问题。接养父出狱时,我正好和厂里的女工小刘谈恋爱。那时,我告诉她:“我有一个养父娄甚四。‘甚四’是我爸爸让他办事要‘慎思’而得来。他是我父亲的革命老战友,退休金只有二十几元,连药费都不够用!我可能要养他到老,您有意见吗?”随后,我将养父如何用家产闹革命、如何放弃去台湾留在大陆、如何辞职到狮子滩水电站帮父亲创作革命历史书籍、如何被劳改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没想到,她坚定地说:“我和你一起养他到老!”后来,小刘成了我的爱人,和我一起敬娄甚四为养父。养父出狱时已经70多岁了,一辈子没有结婚。我们聊天时,他总对我说:“你父亲为了革命,任何难事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组织缺钱时,他就能找钱;组织要搞通某某关系拿到情报,立即就能搞定,而且记忆力好,真是一位万能人物,了不起啊!”再后来,我们几经努力,帮养父联系上了台湾的家人。我和爱人也先后两次陪四叔到香港,让他与胞弟相见。此后,娄忆琛叔叔不仅时不时寄钱给养父,还在他的帮助下,帮养父买了二室一厅的新房子,让养父的晚年有了基本保障。在最后的几年里,养父主要是回忆《地下烈火》的内容和父亲革命的主要时间节点,希望实现父亲出版发行《地下烈火》的遗愿。只是,由于我那时工作忙,加之自己心性不成熟,每次收到养父写好的资料后,没认真阅读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最遗憾的是,我停薪留职到沿海工作后,竟然忘记了办公室里的这些珍贵资料,导致这些史料再次流失!现在每每想到这事,我就觉得愧对养父和生父!再来说说,我的岳父刘振亚同志吧。
2009年,我们小家与岳父岳母的全家福从1982年开始,直到岳父2017年去世,我们父子俩整整相处了35年,犹如亲生的父子俩!岳父刘振亚,1934年7月4日出生,山西省洪洞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帮助乡亲们站岗、放哨、抓特务、送情报。成年后,儿童时代的小伙伴们都参军入伍,而他报考了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毕业时他带领20位同学,随南下部队来到了大西南的成都,后来都成为了四川省的高级技术人才。记得我第一次和“准岳父”见面时,知道我身世后,岳父告诉我说:“龙狮,咱们父子俩有缘分。你是老革命后代,一定要接好革命班。今后,请你帮助小刘好好学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于是,我和小刘就开始了“读书比赛”,一起报考专业学习。为了学习深造,我俩一次次推迟了结婚时间。1985年8月15日,我和小刘成婚。婚后改口的问题提上了议程。我2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父亲”和“爸爸”,而且叫“刘叔叔”已经习惯了!邪门的是一旦我对什么人开口说爸爸,就严重口吃。所以,我对岳父也没叫一声“爸爸”!爱人非常生气,曾用“离婚”方式来逼我改口。这时,岳父却出面帮我解围:“叫什么都一样。叫刘叔叔,我觉得也挺好!”就这样,我用“刘叔叔”敬称岳父大人。2014年,80岁的岳父来北京和我们团聚。那段时光,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陪他看北京的名胜古迹,陪他看望北京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陪他的过程,也是我学习成长的过程,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父辈的关爱。2017年8月初,岳父病重,我得知后火速赶回乐山。这段时间,我每天陪他聊天,我用手推车推着他散步,为他按摩,喂他吃饭,守着他睡觉。而8月13日,因工作原因,我前往辽宁丹东采访报道。8月14日傍晚8点半,我爱人打电话告诉我:“刚刚,爸爸走了!家人商议16日火化,你能回来吗?”8月15日一早,我从鸭绿江边急奔乐山市。全程3000多公里,我一路回忆岳父对我的父爱,35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让我感动不已!15日傍晚时分,我才赶到乐山,一个人来到殡仪馆,在岳父的遗体前失声痛哭,我在心里骂自己,真是不孝之子,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爸爸,您听到了吗?这是孩儿第一次喊您一声爸爸!感谢您30多年来对我的爱!生父,给了我生命,给予我做人的道理;养父,让我明白了家国大爱之情;岳父,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父之爱,父子情,不是生父却胜似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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