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几年对中国文物保护和文物考古特别重视。为此，中央政治局曾经两次集体学习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习近平主席还专门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讲到文物的重要性。在会议中他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在杂文章中指出：“ 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
文物考古也称为文物鉴定，习近平2021年10月17日谈到中国考古时指出：考古应该“严谨求实、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眼学鉴定曾经被误传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物鉴定丑化成眼学鉴定。
中国从宋元时期就出现了求实、知识性文物鉴定的活动。这些鉴定大都是以历史记载、文字、笔记等形式流传下来。张文献先生曾经为此编写出版了《宋元陶瓷笔记》。据考证，从南宋开始，中国已经产生了文物鉴定的专著。近九百年来，至少有二十本这样的专著出版，例如:
1、曹昭《格古要论》，洪武二十年刻印，清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
2、王宗沐《江西省大志》，明嘉靖三十五年刻印;
3、蒋祈《陶记》，收入清康熙本《浮梁县志》;
4、 《南窑笔记》，清乾隆刻印;
5、程廷济《浮梁县志》，清乾隆刻印;
6、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清嘉庆二十年异径堂刻印;
7、朱琰《陶说》，清乾隆刻印;
8、寂园叟《陶雅》，清光绪刻印;
9、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民国刻印;
10、赵汝珍《古玩指南》，1943 年铅印。
除此以外还有: 王世懋《窥天外乘》、高濂《遵生八笺》、张应文《清秘藏》、黄一正 《事物绀珠》谷应泰《博物要览》、陈眉公《妮古瓷》、屠隆《考盘余事》、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吴骞《阳羡名陶录》、梁同书《古铜瓷器考.古窑器考》、程哲《窑器谈》等。
上述这些专著的作者，无一不是文人、知识分子。
不同于眼学，这些求实求是，包括古陶瓷的工艺、自然老化等科学因素和萌芽被载入著作中。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物鉴定表现出的是一系列富有实事求是和科学知识的历史记载。与“眼学”是在没有文化底蕴的古玩商中产生不同，这些记载是历史上的众多知识分子完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知识型文物鉴定。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所谓“掌眼”的江湖人，他们传承的优秀的中国文物鉴定文化传统，却断送在当今眼学手里。
二、“眼学” 的由来与反科学本质
眼学是在中国特定的动乱历史时期产生的，不是产生于知识分子，而是产生于“文盲型”古玩商师徒的文物鉴定。所谓“文盲型”，就是鉴定者文化程度极其低下，不仅不懂得最低水平的科学常识，而且看不懂、不理解中国传统文物鉴定文献，从而中断了知识型文物鉴定这样的传统文化。
1、“眼学”应该追溯到民国
与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家监陶官(例如朗廷极、唐英)是文人、知识分子出身不同，动乱的袁世凯时期的郭葆昌(1867~1942) 河北定兴县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两年私塾;早年曾在北京西华门“德聚成”古玩店学徒，后在袁世凯儿子袁克文引荐下任袁世凯监陶官。因为他曾经专门给古玩照相，更因为文化程度太低，郭葆昌只能依靠外观鉴定古陶瓷，也就是“掌眼”。在中国文物史上，郭葆昌首创了“掌眼”学也就是“眼学”，是不足为怪的。
2、所谓“文盲型”眼学鉴定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看不懂中国古文记载的中国传统文物鉴定的著作，从而不能继承中国传统文物鉴定的精华。例如，《明清 瓷器鉴定》全然不顾及中国古陶瓷历史文献《景德镇陶录》有关“填红”工艺的描述，只是因为看不懂，就武断地把“祭红”改写成毫不相干的“釉里红”，就是最典型一例。此无异于用“文盲”来蚕食“知识”。
第二：只能凭所谓“眼力”“掌眼”，似是而非地鉴定;这样的“凭眼力”还造成了盲目的所谓“有眼力”的“自我迷信”“个人迷信”，形成了有眼力的个人而非知识的唯心主义鉴定思想。例如，我们国家文物鉴定不是依靠文物鉴定科学，而是依靠“有眼力”个人，哪怕这个人对文物鉴定科学一窍不通。
第三：“ 凭眼力”是凭感觉，而不是凭科学知识、凭实事求是，也就是凭感性而不是凭理性进行鉴定;这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知识型鉴定了。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明清瓷器鉴定》里把“视觉”作为“鉴定基础”和“绝对标准”，以及中国文物鉴定流行的所谓“撇一眼辨真伪”口号。根深蒂固地、名副其实的“感觉主义”和“感觉论”
3、郭葆昌的继承者
孙赢洲，( 1893- -1966 年)，河北冀县人，文化程度两年私塾，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1923年他在北京开办“敦华斋”古玩店。1956 年公私合营，他将自己的全部藏品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从而被授予故宫博物院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因为文化程度太低，只能继承郭葆昌开创的“掌眼”学的眼学，而不可能继承中国传统的知识型鉴定。1928年，因为毫无根据的“掌眼”，他把中国价值十亿美元的元青花盘口瓶鉴定为赝品，导致极其珍贵的中国文物流失到国外。相反的，他花40根金条买来的“三秋杯”，后来却被他自己承认是“差紫”和“错烧”的“色弊”瓷器。
在那个时候，西方的文物鉴定已经进入科学鉴定的时代，例如大英博物馆教授R.L.Hobson 博士鉴定这对盘口瓶是中国元代青花，美国J.A.Pope博士经过科学分析，再次断定了中国元青花地位。而中国的与科学知识对立的眼学鉴定却延续至今。
3、《明清瓷器鉴定》 总结了眼学
耿宝昌，祖籍河北新集，先在孙赢洲古玩店学徒、后自己开古玩店“振华斋”，小学文化程度，56年公私合营被孙赢洲带到故宫博物院至今。他在《明清瓷器鉴定》中，多次宣称继承孙瀛洲的眼学。此书总结了民国以来眼学鉴定的全部理论和标准，奠定了中国五十多年来眼学基础。此书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的文物鉴定的求实求是精神，把凭“视觉”凭“眼力”的“眼学”推到了顶峰。
1、眼学把“视觉记忆”当成鉴定的“绝对的标准’
《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的绪论开始的第二段写到:鉴定明清瓷器，除了需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知识有综合的了解外，还依赖于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培养、锻炼出来的'眼力’，紧接着在讲到文物鉴定时，写到:“ 首先要建立在视觉记忆的基础上，即所谓的‘凭眼力’，这是个绝对的标准。”。显然，作为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的作者，耿宝昌先生是依靠所谓的“视觉记忆”来支持其鉴定的“眼力”，认为“视觉记忆”是鉴定的“基础”，是“绝对的标准”
5、眼学的“视觉论”比“感觉论”的唯心主义色彩更加严重。
感觉论(也称为感觉主义)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和起源。中世纪哲学家中曾流行“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已经先在感觉中的"这钟感觉论的原则，就是说，人认识世界完全依靠感觉，更有甚者，人的规觉只是人的感觉之一.感觉还包括触觉，听觉，味觉，疼觉等。如果说，“视觉是文物鉴定的基础和绝对标准”，那么眼学的“视觉论”比“感觉论”的唯心主义色彩就更加严重了。
与其师傅孙瀛洲和眼学创始人郭葆昌比较起来，耿宝昌先生总算是把眼学系统化成“视觉记忆”的“感觉论”。因为文化程度太低，我国眼学三位“大师”都不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物鉴定的知识性和实事求是作风，却依赖“视觉”和“眼力”使其反知识的特征愈加突出，离开古陶瓷科学也就越来越远。从根本上来说，“眼学” 依靠其“感觉论”是反科学的。
6、 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什么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并且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这个世界:坚持唯物主义，并且与凭感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外在，“是”是内在规律性。人们发现客观实事之后，就要建立起实事与内在规律的联系，就是去“求”，并且得出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不仅能够拿来解释客观实事，而且可以被重复的实事来检验，这就是科学。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鉴定应该是理解了的东西，也就是内在规律，就应该是科学。
但是眼学却完全相反，他不要什么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要科学，而是“凭眼力”、凭人类肉眼的“感觉”，凭唯心主义的“感觉论”。
三、眼学不是经验，而是与科学常识背道而驰
有人说，眼学是经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是，真正的经验可以被科学所解释，而眼学理论和标准却与科学知识背道而驰。眼学鉴定完全背离了习近平所说的“严谨求实、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是弘扬中国知识型传统文物鉴定的原则。
1、眼学的胎釉紧密结合是一个伪命题
眼学鉴定理论和标准里，包含了大量古陶瓷胎和釉的眼学特征。眼学理论认为：釉下是胎、胎釉是紧密结合的，如果结合不紧密就是赝品。但是客观事实告诉我们:釉下不是胎，而是析晶层;胎釉非紧密结合，胎与析晶层无论是化学成分还是物理特征都相去甚远。胎釉结合紧密反而是一个伪命题，所有的瓷器胎釉都不存在结合紧密问题，按照全部眼学专家的标准，就会得出所有的古瓷全部是赝品的荒唐结论。
2、眼学的胎釉混淆不清
眼学的所谓“白釉”的“白”，其实是析晶层的白。非常严重的是，眼学把釉下的析晶层时而当作“胎”并依此去鉴定胎，时而又把析晶层当成“釉”，并依此去鉴定釉。眼学鉴定理论和标准，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根本性错误。
3、眼学概念里的古陶瓷断面只有简单的胎釉
几乎所有古陶瓷断面显微结果告诉我们:不仅胎釉之间隔着析晶层，而且釉上还有“釉上膜”。“釉上膜”的客观存在，可以成功地解释新旧釉面不同的外观和光学特征。眼学专家不知道“釉上膜”这回事，从而引导出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的鉴定结果。“王刚砸瓷”节目正是因为这样的颠倒是非的鉴定，不仅成了“去真存伪”，而且野蛮和无知地砸毁了太多的珍贵文物。
4、眼学不知道什么是物理色、化学色
眼学理论和标准里把汝窑、钧窑、官窑、哥窑、中期龙泉窑等说成是具有着色剂的色釉。但是科学证明，这些古陶瓷的釉色是分相釉的散射和漫反射产生的天青色、蓝色、粉绿色、乳白色等，是只与釉中微粒直径大小有关的物理色，而不是着色剂的化学色。
5、不知道决定古陶瓷胎釉特征的决定因素和常识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眼学专家，居然都不知道决定胎质优劣的主要因素是氧化铝含量和决定古陶瓷釉层特征的“助熔剂”，更不知道中国古陶瓷历史氧化铝含量的规律性变化和助熔剂的种类、作用，和历史演变。而这些基本的古陶瓷知识，决定了古陶瓷胎釉的基本理论、概念、根据。连古陶瓷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都搞错搞乱，你凭什么、拿什么去鉴定?
毫无疑问，眼学绝对不是什么经验总结，完全是虚假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断。
6、眼学鉴定是“盲人摸象”
釉上膜的变化、釉层的化学成分和助熔剂、釉色的二次氧化 (变色)、析晶层的形态、釉层的种类、物理色或化学色、胎的化学成分、烧结、器壁圈足形态与胎料的相关性、纹饰颜料的工艺特征、造型的力学特征，等等:如此复杂的鉴定根据，怎么就可以简单化到5个因素?充其量不过是“盲人损象”而已。
眼学鉴定远离繁纷复杂的古陶瓷世界，闭门造车也罢、杜撰乱猜也罢，反正眼学鉴定的历史证明，眼学鉴定结果永远是错误的。
7、眼学鉴定只能制造混乱
我们说，眼学不懂得古陶瓷学基本的知识，他们的书中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施釉工艺，试图解释他看到的古陶瓷诸多现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的。不了解古陶瓷科学就急忙去鉴定古陶瓷，就如同学生还没有入校门、学习还没有开始，就要当先生、当权威、当专家，除了误人子弟和制造混乱，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8、看到的多不一定知道的多
正确的认识论告诉我们:感性知识不等于理性知识，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很好地感觉它。只见到病人而不懂得医学肯定不能成为医生;只看到房子而不懂得建筑学肯定不能成为建筑师;只看到庄稼而不懂得植物学肯定不能成为农业专家。同样地，只见到古陶瓷而不懂得古陶瓷科学也肯定不能成为古陶瓷鉴定专家。那种认为不需要科学知识、不需要懂得古陶瓷科学、甚至于不需要历史和文化知识，只凭见到过多少多少真品就能够鉴定古陶瓷的看法，是从根本上违背人类正确的认识论的。
更有甚者，眼学专家坐井观天，看到的并非多。只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把一滴水当成了大海。我们调查发现，眼学专家们比很多收藏家看到的真品要少得多。
四、眼学带来的灾难
因为缺乏基本的古陶瓷科学知识，中国古陶瓷鉴定史上，尤其是近七十年，曾经出现和正在出现大量的背离科学常识、背离客观事实的所谓权威鉴定。制造了很多轰动全国和波及国外的恶性事件。例如我国最为著名的眼学鉴定鼻祖，把一对珍贵的元青花盘口瓶搞成真判假、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最具权威的专家组，把简单做旧的假北魏陶俑搞成假判真、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认假收假、国家文物局领导一大批眼学权威，去支持马来西亚魏华侨的献假。又如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砸真留假、拍卖公司大量卖假、中央电视台《我有传家宝》《一锤定音》节目，北京电视台《拍宝》节目等，全系列违背基本的科学常识和工艺知识的所谓“鉴宝”，在国内被贻笑大方，在国外给中国人丢尽脸面。眼学鉴定使我国广大古陶瓷收藏爱好者，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损失，更使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国外。造假者专门按照眼学鉴定专家杜撰猜想编写的标准，制造的假货满天飞。眼学鉴定对中国文物造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国各地电视台还在散布着眼学反科学毒素，眼学还在继续贻误中国文物鉴定、还在贻误中国!我国差不多每一个省市电视台都设置了一套“鉴宝”栏目。这些栏目，清一色地在散布着眼学反科学的文物鉴定毒素。最为著名的节目莫过于央视“一锤定音”、北京的“拍宝”，还有央视的“我有传家宝”(原来的“寻宝”)栏目，最臭名昭著的栏目莫过于“电视砸瓷”。
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里，把这些栏目的古陶瓷鉴定展示给读者，让我们看看这些眼学专家们是如何践踏严肃的中国古陶瓷，而在科学面前，又是如何不懂装懂、班门弄斧、忽悠观众、欺骗收藏大众的。最为严重的是，事到如今，眼学还在贻误中国文物鉴定，贻误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后续文章里，我们利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眼学进行剖析、批判，把他们的混乱不堪的鉴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与此同时，也再次阐述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广大收藏爱好者、文博人员、文物管理者、拍卖公司相关人员商榷和分享。
“眼学鉴定”贻误我国文物的考古、保护、市场、收藏，已经太久了。知识才是力量，眼学的全部特征是没有甚至于是反知识，当然也就没有力量。让我们拿起科学知识的有力量的武器来捍卫中国文物的尊严吧，让我们拥抱中国古陶瓷科学鉴定的春天吧!(作者：蔡礼君)
责编：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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