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道】今年5月底，赵涵涉嫌走私贩运毒品案将在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一审开庭，律师打算为她进行无罪辩护。
赵涵出生在四川。3年前的夏天，受朋友之托，她携带一箱服装样品从国内前往马来西亚。刚在吉隆坡落地，马方海关便在她托运的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毒品。赵涵称，她对箱内藏毒一事并不知情。
等到事发后再从国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不容易。而在法庭宣判其无罪前，赵涵只能在当地的女子监狱中等待。
据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统计，2013年至2015年，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携带毒品入境该国被捕。她们的经历与赵涵非常相似。
她们中间，除极少数被判无罪已经回国外，大部分女孩仍在狱中等待着自己的一审、二审、三审判决。“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走完全部三审程序，通常需要6-10年。”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法律顾问余家福说。
设计好的路线：广州-香港-马来西亚
2015年8月15日晚，24岁的赵涵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广州。在广州，她到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取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然后乘大巴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吉隆坡。
赵涵此行的目的，是帮朋友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自己顺便旅游。托她带货的朋友承诺，不仅负担她的机票、食宿费用，还会付她一笔三四千元的报酬。路线也是朋友为她设计的。
经过近30小时奔波辗转，赵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但还没走出机场，她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
原来，赵涵从广州取来的行李箱中有个夹层。海关发现，夹层中藏匿了3.3公斤冰毒。
2013年，周彦的妻子曾在相同情况下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并因此结识了多名有类似遭遇的中国女性家属。周彦发现，女孩们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广州就有直飞吉隆坡的航班，但是让她们带货的人都要求她们先坐车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周彦认为，特定路线或许是为了更加方便、容易地通关。
一名在广州海关从事多年缉毒工作的人士认为，周彦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从机场出境和从陆路出境的人数量级相差较大，两处安排的执法人员比例也不同。“每天从广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经常是排长龙的，而从广州去马来西亚的人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对于贩运毒品的人来说，前一条路线被查到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至于香港，属于自由贸易港。“（海关）对危害香港的违禁品查得很严，但对过境物品的执法力量相对有限。”上述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而且通关时，毒品缉查人员主要对重点人群、重点航线进行检查，结合衣着、神态选取重点查验对象。“无案底的中国女孩关注度较低，通关时成功率就高一些。”
在马来西亚，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根据该国1952年颁布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走私贩运毒品超过一定数量，就可能被判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刑数量下限为15克。
机票、食宿、酬劳的诱惑
托赵涵带服装样品的是外国人Clitin。赵涵的朋友尚晓娴告诉新京报记者，赵涵与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绍下相识的。
2012年至2013年，尚晓娴帮Clitin往马来西亚带过3次样品，和赵涵的待遇一样，线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但从未发生意外。尚晓娴说，“我自己也去过几次，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放心介绍给朋友。”
尚晓娴与Clitin相识于2010年。当时，26岁的Clitin在MSN上主动添加23岁的尚为好友。Clitin自称来自尼日利亚，在亚洲做服装生意。“主要是把衣服、鞋子、包包之类的东西从广州卖到马来西亚。”尚晓娴说。
相识后的两年，两人几乎每天上网聊天，Clitin对尚晓娴关怀备至，多次表示喜欢她，还几次提出请她帮忙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
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没有帮他带货。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
和尚晓娴、赵涵一样，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网友”关系，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属，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嘴很甜”。其中，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其QQ昵称为“love”，MSN昵称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帮“love”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出事时20岁。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月薪2000元。
在网上，“love”不断请求程蓉帮忙，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食宿费用，还会支付额外报酬。程蓉被他说动了心，从南昌飞到广州。
在广州中国大饭店旁的麦当劳，“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给程蓉一个很重的棕色箱子。“对方还嘱咐她，到马来西亚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馆，把东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诉新京报记者。
“他们会在你出发之前才把准备好的行李送来，很匆忙。而且货主和送东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彦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后回想，每个环节都是套路。
和程蓉一样，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借着带货的机会，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有的想为创业铺路，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
事发时，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涉世未深。但对于陌生人的嘱托，她们并非毫无戒心。在广州取箱子时，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夹层、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等到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
有的女孩出国前，还曾受到家人劝阻。
“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一名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过类似骗局，告诉女儿会有很大风险。但从小叛逆的女儿认为没有问题，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女孩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女儿什么也没有留，一个人走了。
难以提供的有利证据
2015年8月17日凌晨，还没走出吉隆坡机场，赵涵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上了朋友的当’。”赵涵的父亲向新京报记者转述。
赵涵英语不错，她告诉海关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东西也是朋友的。她愿意与海关配合，按计划到酒店与取货人接头。
取得警方的同意后，赵涵一边与尚晓娴对质，一边对Clitin谎称已到酒店。然而，尚晓娴转而质问Clitin并要求其为赵涵提供帮助时，很可能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赵涵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取货人并未出现。
“还是社会经验太少。”赵父感叹，如果女儿没与尚晓娴联系，或许可以抓到取货人。
赵涵被拘留了，至今关押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女子监狱里等待开庭。
“如果能协助警方找到罪犯，对女孩免除刑事责任最有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证明自己不知情是无罪辩护成功的重要途径。”曾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师胡本俊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2015年9月，赵涵的家人前往马来西亚。律师告诉他们，如果中间人尚晓娴能证明赵涵对此并不知情，无罪的希望就会很大。
为此，尚晓娴写下宣誓书，签字并按下手印。她简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特别写明“查出毒品一事，我和赵涵完全不知情”。她还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录口供，为赵涵作证。
程蓉被捕后，她的姐姐曾在QQ上假扮妹妹与“love”聊天，想要套出毒品的事。但“love”坚称毫不知情，如果有问题，可能是广州的送货人动了手脚。但程蓉姐妹并不知道送货人的信息，再问“love”，他也不再回应。
在“love”的QQ空间留言板上，不少留言称他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让对方帮他带服装样品，实际上是帮忙运毒。程蓉的弟弟曾希望留言的人能出庭作证，但被拒绝了。
此外，程蓉的家人还到广州调取过程蓉取货时的监控录像，想证明箱子是别人给的。但监控录像只能保存3个月，之后就会被新的录像覆盖。他们去调取时，距事发已过去四五个月。
其他女孩的家人，也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律师的指导下收集证据，试图自证清白。他们之中有的找到学校、居住地派出所、实习单位出具了女孩品行良好的证明；有的调取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
“从聊天记录来看，女孩也提出过质疑，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寄过去，但最终还是被对方以避税的理由说服了。”为其中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胡本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如果双方沟通时反复提及带东西的事，就很难确定主观上100%无辜，“除非找出委托带货的人并证实被他欺骗。”
江苏女孩郑嘉嘉的证据中，还包括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查的监控。视频显示，郑嘉嘉在海关检查其藏有毒品的行李时表情淡定。当行李箱的夹层、轮子中被查出东西后，她的表情十分惊讶。“一点也不紧张，反而有些好奇，并且十分配合进一步检查。”郑嘉嘉的妹妹说，这些证据都对姐姐有利。而且随后的血检、尿检表明，郑嘉嘉只是短时间、远距离接触过毒品，排除了吸食、长期接触毒品的可能性。
“但跨国案件搜集证据很难。”余家福告诉新京报记者，女孩们都是在马来西亚落地后，才被查出毒品问题。而中、马警方均不享有跨国管辖权，这就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
此外，“国内律师或家属单方面取得的证据不一定有效，除非得到马方的认可。”胡本俊说。
也有女孩家属到马来西亚，寻求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帮助。“但领事馆只能帮我们推荐律师，还能帮忙去监狱里探视。”程蓉的弟弟说。因为依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要按照当地法律处理，中国领事馆不能干涉其内政或审判。
3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
赵涵涉嫌贩毒被捕的消息，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至四川省公安厅，又层层下达到村里。接到消息时，赵涵的父亲觉得“天都塌了”。
他不相信女儿会为了钱铤而走险，花大价钱在当地请了律师，案件一审预计今年5月开庭。“为了这个事花了将近40万，20多万都是借来的。”赵父说，老两口本已在家养老两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岁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赵父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自家孩子对带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好律师”，是他们的共识。
一名女孩的家人为其聘请了一位口碑颇好的当地律师，一审费用便高达30万元。但她的家人最终只支付了10万元，“因为她的事欠了太多债，实在没钱了。”
对于此类案件，这位律师有过胜诉经验。他和国内的法援律师共同商定了辩护策略：在国内收集有利证据，由律师移交给主控官；在女孩认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变公诉罪名。“就是把罪名从39B的贩卖毒品，变成39A的拥有毒品。”法援律师胡本俊说，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们选择了认罪保命。”
2017年10月，这名女孩被判拥有毒品罪名成立，被处监禁14年。
在律师的帮助下，2016年12月22日，收集了多项有利证据的郑嘉嘉一审被判无罪。但判决后，检方有14天上诉期。“如果第14天下午三点半，律师没有接到法庭的电话，那就代表我姐姐没事了。”郑的妹妹告诉新京报记者。
为了迎接郑嘉嘉出狱，她的家人特意前往马来西亚。第14天上午，他们便退了酒店，还为郑嘉嘉备下水果和碘酒。“因为里面条件不好，她脚上又有伤口，在脏水里泡过后溃烂了。”
那一天，被判无罪的郑嘉嘉已从监狱转移至移民局下属的扣留所。接近40度的高温下，家人在扣留所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律师还是接到了法庭的电话：检方继续上诉，郑嘉嘉走不成了。
2017年12月26日，郑嘉嘉案二审开庭，3名法官再次判其无罪。“但中国是二审制度，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只要检方继续上诉，就要走完三审程序。”余家福说。而郑嘉嘉案二审宣判后，马来西亚海关当庭提出上诉。
被捕至今，郑嘉嘉已在马来西亚的监所里生活了7年。据余家福介绍，如果全部走完三审程序，通常需要6-10年。
比郑嘉嘉处境更为不利的是程蓉。她和另外两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目前正在上诉。
“顽固”的跨国犯罪团伙
监狱里条件不好。郑嘉嘉在妹妹第一次去探望时，哭着乞求家人尽快救自己出去。“之前她吃的菜就是发臭的鱼，或者咸鱼，经常吃不饱。”郑嘉嘉的妹妹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家属每月可以交纳650马币（约合人民币1050元）为她们改善伙食。她只给姐姐买过几个月。“平常的电话费加生活费，基本要千百块马币一个月，实在很吃力。”
平日里，女孩们每周可以和家里通一次电话，家人付费，一分钟3.5马币（约合人民币5.66元）。因为家里的条件都不太好，每次只聊几分钟。
如果国内有朋友去马来西亚，家属经常会托他们带去生活用品，再带回监狱内的消息。一名女孩的父母从她的同学处得知，孩子刚入狱时曾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什么都不记得了。”
据家属们介绍，最近，女孩们在监狱里学习佛学，每周一次课程。
佛学老师建起一个“家属联络小组”微信群。每次到监狱讲课后，她就会在群里转述女孩们的近况。4月18日，佛学老师告诉大家某监狱中关押的4名女孩“都有来上课，看起来还不错”。“程蓉每天高歌娱乐大家，每个人心态都很正面。”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事发后，多名女孩的家属曾在国内报案。
2015年8月，赵涵的父亲在上海某派出所报警，称女儿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骗去贩毒。但警方认为证据不足，未予立案。
2014年，一名女孩家属曾前往广州市越秀区缉毒大队报警，并提供了黑人货主的照片、电话、QQ号等信息。此后他去询问进展时，警方均称不方便透露，并说有了结果会通知他。如今三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果。
今年4月25日，新京报记者拨打广州警方报警电话，针对家属曾经报案但未接到后续反馈的情况进行了询问。对方回复称，已将问题记录下来，将反馈给相关单位；接到相关单位信息后，会予以答复。
也有人得到过国内警方的帮助。郑嘉嘉的妹妹报警后，广州警方缉毒人员特意赶到徐州与她见面，称如果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需要国内进行取证等工作，他们愿意配合，不过此后再无下文。
一名四川女孩的家属在当地报警后，警方与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制定了援助方案，并收集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等多项证据，还前往广州帮忙调取市政监控视频。
在前述广州海关缉毒人员看来，女孩们遇到的贩毒团伙“很顽固，具有跨国性和语言的特殊性”，想要彻底打掉他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国内缉毒警方能做的，就是把毒贩找到。”
2018年3月底，女孩们的遭遇受到媒体关注。北京律师张雨联系了20多名多年从事毒品案件的国内律师，希望为女孩们提供法律援助。
“以国内的经验判断，她们可能是被骗了。”张雨说，他们正在和家属接触，搜集证据，争取推动这一系列事件在国内立案。
“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
——一名被捕女孩的母亲
（文中当事女性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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