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近日，“张玉环案”原案受害儿童的母亲舒爱兰接受采访，将两个被杀孩子的家庭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
27年前，张玉环被指杀害同村两孩童，7年后被判处死缓。历经20年的申诉，被羁押9778天后，他于今年8月获改判无罪。几天前，张玉环的家人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张玉环支付国家赔偿金共计496万余元，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案”改变了3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等来公道，被害人家庭则在继续寻找真相。另一受害儿童的母亲刘荷花近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除了真凶，还应有冤错案件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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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依法办理各类审判监督案件178万件、刑罚执行变更案件386万件，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1万件，依法纠正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58件122人。
这些冤错案件纠正的过程，张氏叔侄案等了10年，呼格吉勒图案经历了20年，聂树斌案是22年……这些冤错案件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无法追寻。回顾这些案件的发生，可以发现，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比如发生于1994年、宣判于1998年的佘祥林案，以及发生于1998年宣判于2003年的赵作海案，由于没有使用当时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DNA鉴定技术来确定被害人身份，只是依靠被害人亲属对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外观辨认的方式，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确认被害人这一环发生了重大错误。数年后“亡者归来”，冤案得以纠正，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当时的招供是被逼而为。
在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聂树斌案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但聂树斌还是被作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被判处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而在王书金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真相还未大白。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在1979年即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更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进行了细化。物证没有得到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冤案被制造出来，真凶则逍遥法外。
今年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的张志超强奸杀人案中，原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而这两名证人的证言与张志超的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学证明被告人张志超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言在原审中未被出示。张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问。与此同时，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客观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的张志超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张志超的辩护律师发现，被害人的尸体上套有90厘米×108厘米的白色塑料编织袋，根据编织袋上的字样，基本上确认编织袋是装柳编等工艺品出口的袋子。律师认为，该编织袋只能是凶手占有并使用的，查清楚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凶手。原审时，因为没有查清楚，判决书回避了这一物证。15年过去，这一线索能否得到继续追查，案件真相能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个谜。
顶着“疑罪从无”的名义获得无罪，张玉环们依然要承受许多无端的怀疑和指责，无法真正从案件中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被平反的蒙冤者还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凶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表示：“我们希望公安机关，能对当年两个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复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对死者家属交代，也是对社会一个交代，如果公安机关能抓到真凶，我们愿意从张玉环的赔偿金里，拿出5万元奖励参与侦查的干警。”
近年来，随着刑侦领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我们不断看到一些陈年积案告破，比如尘封28年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杀案”。但对于张玉环案的受害人来说，蒙冤者平反还不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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