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尚未进入老年阶段的青少年,对自己的养老经济来源更为担忧。”日前,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邱月提出这个判断。
在邱月开展的一项调查中,2018年有七成中国居民对未来的养老经济来源表示担忧,其中担忧程度比较高的集中在30-59岁,而60岁以上人群的担忧程度相对低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对于未来养老的经济保障或者是经济来源,可能担忧的程度要比现在更高一些。”她说。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心养老问题,许多调查数据都能支撑这一论断。2017年,中青舆情监测室、中青华云大数据曾在微博平台开展随机调查,发现在各个年龄段中,90后是最关注养老问题的群体。
在上述由南都观察主办的“2020年度对话”线上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谈到,人口拐点已临近,老龄化压力加剧,应对老年经济是当务之急。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亿人,占比12.6%。相较于2018年年底,老年人口增加约439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达到了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学者判断,若生育率走低趋势难以根本扭转,我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期间向峰值趋近,人口拐点即将到来。
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可谓“未富先老”。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中国当前水平时,人均GDP普遍达到2.4万-3万美元,而中国当前约为1万美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称为“压缩型”进程。根据他的研究,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后,历经近200年才达到60岁老年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拐点,而中国在2018年左右就迎来了这个拐点。更重要的是,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也在达到75%的最高点之后,近几年呈现下滑趋势。
“这种劳动力结构迅速由高降低的变化,不利于中国整个实力的增强。”李建新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老龄化往往也会降低技术创新的活力,中国可能同时失去对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竞争优势。
在李建新看来,我们为养老经济所做的准备还远远不够,这不仅体现在财富上“未富先老”,而且制度层面也不健全,“未全先老”;新的养老观念在全社会还未树立起来,可以说“未立先老”。他提醒,人口变量“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危机已经到来,刻不容缓”。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包括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发展老龄产业和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指出,年轻人对养老问题更加担忧和焦虑,说明全社会都有了养老观念,都在为将来的养老问题做准备,而“很多家庭的焦虑实际上来自手里的资金缩水”。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都是老年人的健康风险,这进一步放大了许多家庭对资金缩水的焦虑。世界银行曾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使得慢性病负担增长40%。
邱月参与的多项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有高达75%的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有40%的老年人认为医疗支出是当前家庭消费支出中压力最大的项目。
此外,她和研究团队结合医疗卫生数据、疾病负担情况、疾病模式等情况,开展了一项对未来10年老年人医疗费用的预测研究,发现2020年-2030年,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增幅约为157%,同时,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在全人群医疗费用中的占比稳步上升,到2030年可能将占到近50%,比同期全人群医疗费用的增速更快,“也就是说,会花更多的钱来应对医疗的需求”。
养老焦虑的背后,既有医疗健康开支增多的担忧,也有收入保障不足的担心。目前,大多数中国居民的养老选择还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邱月表示,退休金和儿女赡养依然是养老经济保障的主要来源,投资理财等财产性收入的占比仍然比较低,混合收入模式还有待完善。近几年的调查发现,依靠自己退休金养老的老年人有将近40%,依托儿女或者亲属赡养的大约有28%。
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投入在逐年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也一直维持上涨趋势,但收支差距随着年份推移有缩小的趋势。根据邱月的研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支付月数已经从2012年的18个月,降低到了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在未来依旧面临沉重的压力。
邱月建议,可以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和社会参与,实现代际互助与融合;其次,提高养老金“第一支柱”的可持续性,包括收入水平、缴费基数的真实足额等;并且鼓励“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来为第一支柱分流减压,尤其是“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目前,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很少参与企业年金,社会整体参与率比较低,规模也相对比较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养老和生活需求对经济增长也会起到支持作用,但老年经济必须首先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只有老年人有钱消费,才能起到(这样的)支持作用”。
作为国民经济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王小鲁认为养老保险捉襟见肘、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还有很多人群没有参保,特别是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保障体系中,而过去大量财政资金都用在公共设施建设上,对公共服务方面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偏低。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财政体系、政府支出体系需要转型的任务。”在他看来,目前公共服务领域对老年人的服务仍然有一些缺失,应该更多地推进制度和政策转变,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人口拐点的到来做好准备。(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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