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據香港商報網報導，十多年前，“一體化”被視為香港與珠三角關系的必然歸宿，然而現實卻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關系沿著並不一致的軌道運行。經濟騰飛與轉型升級，令到珠三角不再扮演追趕者的角色，香港亦不再一枝獨秀，這種關系的轉變令到粵港一體化進程悄然生變。
與此同時，內地與香港在經濟體制、發展模式和文化政治上的差異，日益成為兩地融合的掣肘。簡單的“一體化”是否已不適應粵港目前的發展？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內部關系中尋得突破？粵港關系繼續深化的機會究竟在哪里？
重新審視粵港關系，在彼此新的定位中尋找合作方向，正為兩地民間智慧力量所推動。日前，英國學者夏添恩（Tim Summers）博士受前海創新研究院之邀在深圳發表演講，並於會後接受了本報專訪。他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當下粵港關系與展望未來合作前景的國際視角。
粵港關系面臨重新界定
近段時間以來，由一些民間智庫倡導的有關粵港、深港關系的話題在珠三角地區持續發酵，再次彰顯了推動兩地融合發展的民間力量。日前在深圳舉辦的“前海創新研究院傑出學者講座”上，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諮詢顧問夏添恩博士發表“二十載回歸路：展望粵港關系的未來”的主題演講，吸引了近百名粵港政商學界人士參與。廣東省商務廳自貿實驗區辦公室副處長王洪、香港特區政府駐深圳聯絡處主任李矜持、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田敏、世界500強企業正威集團大文化事業群總裁陳鶴平、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總裁助理陳錦雲、APEC首屆高級官員會議主席Andrew Elek博士和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坤耀教授等出席了活動，並圍繞粵港關系進行了熱烈的互動。
夏添恩博士在演講中指出，香港和珠三角的關系在過去幾年內變得更加的復雜，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十多年前，“一體化”被視為香港－珠三角關系（珠港關系）的必然趨勢，但現實遠比設想的復雜很多：珠港關系日益多元化，在不同的議題和領域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這不僅受到全球和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而且被嵌入一個更廣泛的內地－香港關系中，而近年來這一關系本身也變得愈加復雜和具有爭議性。在消費、生活水平以及整體發展上，部分珠三角地區已經向香港靠攏，然而“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的獨立體系，兩地在商業和行政文化上的差異，以及香港社會撕裂、泛政治化的氛圍等因素，不但會限制兩地的融合，更意味著普適的抽象的一體化是行不通的。
他認為，上述復雜性阻斷了粵港融合進程中簡單直接的打包式整合，帶來了新一輪的挑戰和機會。香港和珠三角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和多樣化。由於體制的不同，全面整合兩地是不可能的，商界、文化、行政等方面的差異也造成整合的困難。這種體制差異仍會繼續存在，整個大環境依然是呈現多樣化共存的局面，既有共存也有競爭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仍不斷在變化。
在他看來，香港和珠三角關系的背後受政治、經濟和商業等方面的因素影響，而不同的因素影響造成了一些緊張局勢和沖突。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機遇和挑戰。中國已經融入了全球化和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當中，這對未來產生巨大影響。如政府的規劃對於兩地溝通的影響、香港政治領導人的反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珠三角是否會成為新常態的風頭浪尖，以及全球經濟變化帶來的影響，都會成為變量。
香港泛政治化掣肘兩地合作
夏添恩指出，在影響人們對本地區的看法時，香港的政治是個很重要的因素，顯而易見，這將會影響香港政府處理與珠三角的關系。早期時，我們認為政府會采取更多積極主動的措施來促進一體化，但目前行動已經擱置了。同時，一些決定性的假設——珠三角一體化將會持續下去，這種看法受到挑戰。
珠三角地區經濟的騰飛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流和資本都融入了香港，他們到香港學習、購物、買保險、購買資產不動產等。這些快速的流動使得香港越來越多地把香港和內地的關系政治化，而珠三角處於這種關系的風口浪尖。
這從香港政府在2015年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得出來，香港方面希望限制內地人從深圳湧向香港，導致深圳居民赴港由“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
“深圳是否比廣州更加熱情地希望加強與香港的聯繫呢？如果說深圳人更加充滿激情，是因為和香港之間地緣親近，但這種地緣距離也非常具有敏感度。可以發現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強烈的呼聲，一些人反對香港和珠三角或內地其他地區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支持這種立場的人也越來越多。所以，在考慮到香港和珠三角未來的關系時需要更加的謹慎。”夏添恩如是表示。
他表示，兩地關系的動態在過去幾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此引來兩地官學商界對合作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珠三角地區很關注一體化，他們希望能夠促進香港和珠三角之間的合作和互聯互通，而在香港方面，現在比較少采取積極的政策討論，這些問題在香港都成為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很多人會認為政治是個阻礙的因素，兩地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和困難，過去幾年一種保護主義的情緒在香港滋生。
“事實上現在全球已經達成共識，‘一國兩制’對香港來說是最佳的方案。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是有一致性的，所以我不認為中央政府的政策會有大的改變，但是這些年來香港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香港面臨各種挑戰，包括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挑戰。”他說。
社會撕裂擠壓合作空間
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基礎設施將進一步聯通，在“十二五”規劃中，涉及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的的有七大重點項目。展望未來，這種基礎設施連接性的改善會吸引更多的內地人進入香港，也將方便港人更快捷地到達珠三角和全國其他地區。
夏添恩向本報表示，雖然兩地互聯互通大勢所趨，但兩地在基建方面的確遇到了一些瓶頸，一些新的項目幾乎沒有，老的項目則需要落實，並不是所有“十二五”的項目都落實了，比如廣深港高鐵項目竣工可能要延後到2020年才能完工。
“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基礎設施的聯通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些香港人覺得如果跟內地之間連接性的提高會引發一些憂慮。另外，像‘十二五’規劃的七大重點項目的成本也比較高。”他表示，“由於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傾向，兩地間合作大的項目很難做。但一些小的項目、草根層面的合作一直在自下而上地推動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一直在進行中，總體來說，不能得出兩地關系遇到瓶頸的結論，但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確實到了一個高地而難有增長的狀況。項目通過的過程很痛苦，民眾的反對聲音很大，主要是由於政治方面的影響，也面臨資金的問題，如果再出來大的建設項目的話，將很難再通過。”
他亦談到：一些人指出，在香港現在有些反感內地人的情緒，不太喜歡內地人去香港；也有其他人指出，珠三角地區一些城市有自己發展的重點，甚至覆蓋了香港的一些角色。比如在前海地區建立的香港購物商場或可取代到香港購物的角色。深圳機場也有越來越多的航班，方便人員的往來。深圳跟香港之間的過關口岸不斷增多，現在香港人到珠三角地區去比較容易，但內地人想去香港卻不容易，通常要排很長的隊伍過關。圍繞這些基礎設施的問題，凸顯了發展香港和珠三角關系的一些趨勢。
“事實上，香港就是一個很復雜的、有很多不同意見的社會，社會是比較分裂的，多極化的，很難達到一個共識，這是一個前提。這種政治上的情況肯定會縮小香港與內地合作的空間。”夏添恩如是表示。
須更廣闊視角看待兩地關系
夏添恩認為，上述種種表現說明，需要用更廣闊的經濟和社會視角來看待這些問題，這其中有很多引致兩地關系變差的源泉，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中國內地正在經歷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二是香港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珠三角經濟崛起
首先，珠三角地區快速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導致相互關系變差的一個很重要的源泉。珠三角的GDP總量非常接近印度尼西亞的總值，貿易總量也接近韓國的總量，珠三角貢獻內地10%的GDP和將近四分之一的貿易，同時珠三角經濟的崛起將要成為亞洲甚至全球非常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快速的經濟發展不僅僅是規模和總量上的增長，而且因為經濟轉型，金融危機後廣東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行動，逐漸關閉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業，鼓勵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許多人認為，珠三角地區的轉型是引領了中國其他地區的轉型，有報告稱，智能制造也將是在東莞出現的一個趨勢。
深圳創新創業領先
綜合來看，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也是由於二者地位的差別。以前香港被認為是個更加發達、更加現代化的城市，而珠三角只是一個制造業中心，而現在的情況出現了轉變。以前深圳和珠三角被視為香港擴張的腹地，但是深圳的GDP總量可能很快會超過香港。雖然2014年香港人均GDP是深圳的1.74倍，同時也是廣州的兩倍，但到了2020年，這樣的差異可能會縮小。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深圳在與創新相關的很多領域享有很多的優勢，當中有40%屬於創新行業。深圳已成為全國的創業之都，近年來湧現了很多創新的世界級企業，如華為、騰訊、華大基因、比亞迪等。深圳在研發方面的支出佔了本地GDP的4%，高於中國平均2%到3%的水平，也超過歐盟和歐洲的水平，比香港投入的0.73%來研發高出很多。
“我尤其看好深圳的創業，有人說香港的創業精神現已轉移到了深圳，深圳在電子商務和數字支付方面引領全國。很多人認為，深圳是個非常靈活、也能夠非常快速地應對商業和環境變化的城市。這和香港或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鮮明的對比，也消減了香港的一些優勢。”夏添恩說。
如今之路:多中心下融合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中國經濟最繁榮的3個地區中，京津唐和長三角地區都是一個單核心發展模式，北京和上海集中了這一地區最好的資源，但是在珠三角地區，它的核心卻有廣州、深圳和香港3個不同的城市。如何看待珠三角地區這種多核心的發展模式？香港在這個多核心發展模式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三地之間如何處理這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
夏添恩就表示，珠三角是一個多中心的地區，每一個中心都有獨特的不同於其他中心的特徵。因為“一國兩制”，香港的定位是肯定的，因此兩地不可能融合成一個大的城市，而是多中心、多核心的模式。而在兩地不同領域和機構自下而上進行的合作實踐，或將是兩地關系深入發展的現實路徑。他指出，每個中心有自己的優勢，香港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金融的開放性等，香港的法治是很好的優勢。廣州、深圳也各自有自己的優勢。深圳的創新能力特別強，廣州是省會城市，歷史悠久，有大的企業。所以一個大的、融合的、一個中心的城市出現，在幾十年之內是不可能的。
夏添恩認為，正是因為香港的體制是不同於內地的，這種多中心的模式也面臨一些矛盾和挑戰。雖然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全面整合會面臨很多挑戰，但不要把這些看成是障礙，而應該看成是一種優勢，可以利用一些彼此的相對的優勢進行互補。在珠三角產生的變化非常大，尤其是深圳也比較國際化了，在有些領域實際上已經產生了很多領先的優勢，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考慮到這一點。
展望2020年，兩地或出現進一步的經濟一體化，但是會受到政治和經濟分歧的阻礙，會出現競爭、合作、共贏、對抗、共存的情況。香港和珠三角地區需要各部門制定非常詳細的自下而上的路線圖。這種務實方法意味著要關注政府、企業、個人的所作所為，而不僅僅是政府間的關系。未來珠三角在國際上的開放度，追求更發達的市場經濟，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珠三角希望在專業服務、教育和醫療等方面能夠追上發達經濟體步伐的努力，確實可以給香港帶來極大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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