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行政長官梁振英（右二）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文匯報社長、大公報社長薑在忠（左二）專訪。右一為集團副總編輯、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左一為文匯報執行總編輯吳明。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本報訊】據大公報報導，2016年6月30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接受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文匯報社長、大公報社長薑在忠專訪。專訪全文如下：
憂民所憂 四大施政重點
問：你擔任特首到今天正好四年的時間，這四年來，你和特區政府克服了很多困難，依法施政，屢有作為，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請你談一談這四年履行競選承諾的情況，特區政府這幾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工作是你滿意的、自豪的？哪些工作是感到遺憾和不足的？
答：五年前我決定參選的時候，根據社會上最擔心、最關心的問題，形成我的競選政綱。我競選的時候說過，這不只是我競選的政綱，還是我日後施政的政綱。所以，我的政綱分兩階段。我有一份政綱的徵求意見稿，還經常落區，聽了大家意見後，形成了我的競選政綱；當選後，就拿著我的政綱來施政。上任後，我每年有一份施政匯報，這是本屆政府的新做法。今年的施政匯報會在下星期（即本星期）進行，向大家交代，我們在過去一年，以至上任至今四年，做了什麼工作，接受公眾監督。
我參選的時候，香港社會最關心、最擔心的是住屋問題，今天我們做很多民意調查，知道仍然有百分之七十香港市民最關心這個問題。其次是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我參選的時候，還有很多社會人士對貧窮問題認識不足，甚至認為香港沒有貧窮問題。貧窮問題是我們第二個施政重點。第三個問題是老年社會問題。第四個是環境問題。並不是說其他問題例如教育、醫療等不重要，但這四個確實是當時社會最關心、最擔心的問題。
在四年後的今天，應該說，我們在大家的支持下，在這四個方面取得明顯的進展。因此，現在社會上對於這些問題的談論，比五年前少得多。當然，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
例如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我上任初期還有很多朋友半信半疑，因為這個工作實在太難，即使下了決定仍然有很多阻力。當時社會上說一個詞，“地產霸權”，今天已經沒有人講“地產霸權”，因為本屆特區政府盡一切努力去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我們增加土地供應，樓價回落，租金回落，我們不會因為有地產界的利益牽涉其中就裹足不前。
做增加土地供應的工作確實困難重重，但過去四年我們克服了這些困難，土地供應量在創新高。因為供應增加，雖然沒有加息，我們的經濟也沒怎麼走下坡，但我們的樓價、租金回落。租金是非常好的指標，因為租金很科學地反映了供應與使用的需求，不牽涉投資、沒有炒賣，因為租約無法炒。所以，租金回軟是很能夠說明供應與需求的關系起了變化。
在社會福利方面，包括扶貧、安老、助弱的問題。我們今年的社會福利開支，比五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社會福利的開支現已是特區政府施政的第二大開支。第一大是教育。社福開支差不多佔我們開支的百分之十九以上。我們在過去四年比較重大的舉措，一個是長者生活津貼，另一個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兩個都是重大舉措，所以社會上現在談貧窮問題比以前少。
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降低空氣汙染，另一個是改善海港水質，這兩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
至於老年社會方面，有些涉及老年人的生活問題、老年人的醫療問題，我們都有些重大舉措。例如，今年《施政報告》宣佈，未來十年花二千億進行醫院重建及新醫院的興建。
概括地說，在同事的支持和社會人士的配合下，我們過去四年在這四個主要民生問題上，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我上任時提出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意思就是通過發展經濟，令民生受惠。承諾過的，就一定要努力做到。
經濟發展方面，我舉一個簡單的事例說明，我們重視經濟發展已經是有一定成效的。2015-2016財政年度的公司利得稅收入，創有史以來的新高，我們沒有增加稅率，稅率是百分之十六點五，小企業賺一百元、賺一萬元也好，大企業賺十億、一百億也好，都是按照這個稅率繳交。我們去年沒有增加稅率，但我們的利得稅收入是有史以來最高，說明我們大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一般而言是比較好的，這使得企業可以開設更多的職位，可以加夥計人工，特區政府也有更多的稅收。
整體經濟上，雖然外圍經濟不景，但過去一年我們維持溫和的通脹，穩健的政府財政，經濟有溫和的增長，還有就是全民就業，我們現在的就業人數也是有史以來最高。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一直是我們的工作重點，在未來一年，這也是我們的施政方向來的。
“一國兩制” 港人最大利益
問：對於你維護港人利益方面，社會上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特首在維護港人利益方面做得還不夠好，另一種意見就認為特首在維護港人利益方面做得很好，認為你很堅決地落實“一國兩制”，他們認為捍衛“一國兩制”就是最好的維護港人的利益，維護港人最大的利益。請問對於這兩種意見你有什麼看法？
答：首先，在競選的時候我講過，在一些比較容易出現短缺的問題上，我們需要“港人優先”，因為香港地方比較細，人口比較稠密，有些物資或者服務比較容易出現短缺。所以我當選後，還沒有上任時，就宣佈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的政策，處理了當時（男士）非常擔心的問題：太太就要臨盆，卻周圍張羅、找產房服務、找產床。自從實施雙非孕婦零配額政策後，他們就沒有這個顧慮了。
這是一個例子，奶粉是一個例子，住宅樓也是一個例子。我們公佈雙辣招，排除投資需求、炒賣需求以及外來需求。還有就是在一些地區，因為內地來的遊客太多，造成一些街道擠塞等等，我們將一簽多行的政策變為“一週一行”的政策，以及深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港，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和廣東方面的諒解，暫緩執行。在上述這些問題的執行上，我都是秉承五年前競選時給大家的承諾。
至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落實問題，我們完全根據基本法去做。對於我們的一些政策，例如雙非孕婦零配額政策、限制多於兩罐奶粉出境的政策等，亦有不少內地居民批評。內地居民不一定理解我們的苦衷，會質疑帶多一罐奶粉出境為何是這麼大件事，香港不是一個自由港嗎？不是市場經濟嗎？對於這些意見，我們都希望透過各種管道做好說明工作。
所以，在某些問題上，有香港的居民批評我，另外一些問題則內地居民批評我。但我認為，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我有需要做好兩地之間的溝通工作，處理好香港和內地的關系，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和諧、互惠互利的發展關系。
“一國兩制”的確是符合港人最大利益的制度。首先，這個制度既解決了香港回歸祖國這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香港的制度特色。其次，這個制度既保持了香港的優勢，又可以讓香港借助國家的優勢，令香港擁有了雙重優勢。我們所說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超級聯系人”角色等等，都是基於“一國兩制”，所以說維護這個制度就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這是香港人最大利益所在。
善用優勢 展所長獻國家
問：明天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九周年的紀念日，想請你對香港回歸十九年來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情況做一個評價。對於在社會上的一些問題，有的人認為香港的“人心回歸”問題沒有解決好，想請你談一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加強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國家的認同？
答：我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基本法全面諮詢期間，我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七年，我繼續參加特別行政區的籌組工作。在九七年前，大家對香港作為全世界第一個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社會，是有太多的、非常多的顧慮的。比如貨幣的問題，基本法已寫明瞭，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貨幣是港幣，自由流通、自由兌換，但有一些外國的專家和學者說，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貨幣，不可能兩種貨幣並存，尤其是兩種貨幣的幣值不一樣，發行制度不一樣等等。也有人擔心香港的專業資格是否能夠維持一個獨立的狀態，擔心我們的學位會否被承認，我們的護照會否被承認等等。通過實踐，證明這些問題並不存在。
當然，隨著社會發展，香港與內地關系的發展，會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有不少人擔心由於內地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會不會有很多內地人非法移民來香港，包括做黑工等等，當然這種情況無出現。但當內地的經濟發展起來，內地的居民有很好的購買力，他們來香港旅遊，來香港購物，就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在某些地區，內地的遊客太多，會造成街道擠塞，內地人來香港買奶粉等等造成短缺。
所以，總體上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為一個方針確實是成功的，一些大的問題、一些制度上的問題，我們亦落實得很好。以後就是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在不同時期會碰到一些新的問題，但這些新的問題我們也是要按照這個方針來解決。
其實，現在社會上很多人談論的“一國兩制”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制度的問題，而是在執行上，香港是否能做到高度自治，包括最近大家談到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通報機制”等等，香港是否能夠做到高度自治。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央在這問題上都是非常關心香港、重視香港的意見，對我提出對於內地通報機制是否應該檢討，亦很快給我們一個答覆。所以，我們看“一國兩制”的運作是很好的。
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確實有十分獨特的優勢，這亦是我經常說的“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我們有“一國”的優勢，比起外國的城市，我們有中國的優勢，這就是一國的優勢，因為我們是國家的一部分。比起內地的城市，我們有“兩制”的優勢，我們香港這個城市是屬於另外一個制度，將“一國”優勢和“兩制”優勢放在一起，我們便有“一國兩制”的雙重優勢，我們用好這雙重優勢，作為我們自身的發展的動力，我們也可以貢獻國家，為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作一些貢獻。
可以說，“一國兩制”落實得很好，在執行期間碰到一些新的問題，我們會解決。“一國兩制”是有巨大生命力的，我們相信，我們用好“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確實可以做到很多事。
商業機構 不應只顧利潤
問：特首前幾天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批評了領展。領展昨天召開了簡報會，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回購，請問政府有否回購計劃？
答：無。
問：但這問題關乎公眾利益，該如何解決？
答：我看社會上有討論是好的，大家亦關注。沒有一個商業機構在當今社會，可以簡單講一句，說我就是一個商業機構，我所有的動機，就只有利潤的動機，我追求利潤最大化，我只向一方面交代，就是我的股東。無一個商業機構，更加無一個大的商業機構會說這樣的話。
曾經有外國一間很大的銀行，說我這麼多客戶當中，一些小的存款客戶，其戶口餘額、存款很少，他每次用我的櫃員機、櫃枱也好，存一些錢、提一些錢，由於服務很方便，所以銀包不用袋很多錢，用多少提多少。銀行說這些交易需要成本，於是曾經試過，若客戶存款餘額低過某個水準，每次要收手續費。結果社會嘩然，到最後它能夠收嗎，它不能收。你不能說大的生意我做，小的生意我不做。它有社會功能，今時今日社會最基層的人也有需要使用銀行服務嘛，你說餘額低過某個水準，我要收你手續費，對基層存戶非常不公平。
同樣地，領展今日提供了數字出來，說它佔本港街巿數目百分之三四十，但我們的公屋居民就是這個百分比嘛，也就是說，所有公屋居民也要光顧你，所以，基層的購物需要，我們也要考慮。這問題，我看社會應該關注的。
任何一個商業機構，或許你就當領展是一間地產公司，它是一個業主，若其生意是專門做中環大商場，又或他們的生意是出租公共屋邨中的街巿及商場，我認為兩者的社會責任很不同。所以我覺得這問題大家需要討論，不能簡單講一句我是商業機構，我有盈利最大化的動機，我只需向股東交代就能滿足社會責任的需要。
問：近期又有人不斷提出你收取UGL公司款項的事情，請問你對此如何回應？
答：這件事是在二〇一四年十月。澳洲有一張報紙說我有個“秘密協議”，這個報道在香港引起注意，也引起一些炒作，但同一張澳洲報紙在六日後自行作出更正，說看過更多材料後，知道事實上所有有關方面都是知道（協議）的，根本不存在“秘密協議”的問題。關心此事的朋友（請注意），在當日簽的離職協議中，用英文講就是“non-poach”（不可挖角）、“non-compete”（不可與舊公司競爭），協議原文已經出來，清清楚楚，大家都可以看。
“港獨”違法 堅拒分離主義
問：香港有部分人假“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特首如何看本土？如何區分“本土”與分離？近來一些“港獨”活動似乎更加猖獗，特區政府將如何應對“港獨”問題？
答：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在法理上如是，我們在感情上也應如是。一個人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而同時在國家某一個地方成長、長期生活，對這個地方有一些本土的感情，這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有本土感情，就將“本土”跟國家主權、安全利益等對立起來。我們有本土感情、本土情懷，但我們仍然是國家的一部分。在香港的中國人應該如是，在外國，譬如在紐約的美國人，在倫敦的英國人，在東京的日本人，都是如此，不應將兩種身份對立起來。
我知道坊間有些民意調查，問過這麼一個問題：“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要你二選其一。我覺得這種“選擇題”，本身在出發點上已經有問題。正如你問一個紐約人，紐約人雖然會認為紐約有著獨特地位，獨特的文化，但他們不會說自己是紐約人，不是美國人，倫敦人也是如此，我覺得這種問法，首先問題設計不對，第二被問的人亦很難回答，回答了也容易被曲解。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我們有著一些特殊的情況。譬如在其他國家，在國內體育賽事中，會有地方隊與國家隊比賽的情況，但在國際賽事中，絕對不會出現一個國家的地方隊和國家隊比賽的情況，而我們在“一國兩制”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賽事，有時會見到香港隊對國家隊。很多香港人，包括我本人在內，當然願意看到香港隊贏，但有人硬要將香港隊跟國家隊對立起來，這就是一個政治動機的問題。
所以我看本土這個問題，本身不是一個問題。但有些人將本土意識轉化成抗拒內地、抗拒中央的意識，這是不對的。至於“港獨”問題則非常清楚，“港獨”是違法的，基本法開宗明義講得很清楚，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分離國家的主張及行動，我們一定會依法嚴正處理這些違法事情。
重視基層 創造就業機會
問：有輿論認為你在施政過程中，注重平衡各階層利益的同時，特別注意維護社會中下層及弱勢群體的利益，想請你重點介紹一下，特區政府這四年為這些階層、群體重點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們針對基層的工作，具體說對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三十基層人口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發展經濟方面，我們重視旅遊業的發展，不只是因為旅遊業對我們GDP有百分之五的貢獻。專業服務對GDP也有百分之五的貢獻，文化創意產業也有百分之五的貢獻，但不同的產業對香港有不同的社會意義。我們重視旅遊業，是因為它可以創造大量的基層就業職位。所以我們在推動產業發展，在產業結構方面，重視基層的利益，由於經濟發展勢頭比較好，雇用大量基層勞工的旅遊業、餐飲業的發展比較好，因此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三十的基層工作人口，薪水增加是比較高的。
其他還有解決老人和綜援等等問題。現在政府收到申請綜援的個案總數，是過去五、六年的新低，這說明香港人十分願意自力更生。我們現正在審批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是新的舉措。這個計劃，是以家庭為單位，一家人有工作，當總收入低於某條線時，政府補足差額，以鼓勵就業。這個舉措，一方面可以解決香港某些產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對就業總收入低於某條線的家庭給予補足。這工作是值得做的。
當然，我們知道做事需要有焦點、重點。過去四年，我們確實在基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現在也聽到一些中產的聲音，要求我們以後可以做些什麼令中產也受惠，這會是我未來會關注的重點。
政府團隊 齊心協力做事
問：請談一談你對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評價。
答：整個管治團隊用心用力為市民服務，主動積極。我只說一點，相信《大公報》、《文匯報》的朋友都同意，就是在接觸新聞界方面，主要官員主動出來接受采訪，或站在咪兜面前，說明政策、決定，接受提問，今屆政府做得特別多。還有很多同事用社交媒體，或者每個星期寫一篇文章等等，很努力做好溝通、解釋的工作。當然，每一個同事的工作、負責的範疇不同，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程度的困難，因此做出來的效果，大家有不同的評價。但應該說，我們這一屆政府團隊每一個人確實是用心用力為社會做事的。
問：我注意到特首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已經就是否爭取連任問題作了回答，但我們今天的采訪不能回避這個問題，所以我們還是想問問特首對於參選連任是否有新的考慮？
答：謝謝你的問題，我目前專注做好手上的工作，這個問題要在今年遲些的時候再作決定。
問：你競選特首的時候，戴的是有“齊心”二字的襟章，希望大家齊心協力建設好香港。四年過去了，不可否認香港社會依然存在一些不和諧現象。你認為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答：香港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言論自由的社會，因此社會上對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政府政策有不同意見，這個是正常的。就我和政府的主觀努力、主觀願望來講，就是希望能夠團結各個方面的人士，包括在我競選期間不支持我的，甚至乎公開反對我的，現在都有相當一部分接受特區政府邀請，在不同的委員會裏面共事，其中也包括“泛民”的一些朋友，我們會繼續做好這個工作，希望團結大多數人。
無論在競選期間支持或不支持我的人，我都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他們解釋好、說明好政府的政策，因為在現代社會，政府每一個政策其實都比較復雜，不一定可以通過簡單的一份新聞稿，或是只在電視機鏡頭面前講幾句說話，就可以讓大家理解、接受，所以溝通工作非常重要。
問：立法會不斷“拉布”、“流會”，對特區政府的施政造成嚴重的影響，你認為現時的行政、立法關系的癥結在什麼地方？你認為是否有必要加強行政主導，以及如何加強行政主導？
答：行政立法關系已由基本法定下來，我們不能脫離基本法的規定。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區政府每一個人都十分重視和諧的行政立法關系，希望大家能夠配合好工作，為香港社會服務。在行政立法關系這個問題上，基本法已有一定的規定，香港沒有部長制，或者由在立法會佔多數的政黨組成政府，我們的制度不是這樣一個制度。因此，如果要用外面的例子、外面的政治制度來比香港，相信不一定符合香港的需要。香港最重要的是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都能夠本著一個以大局為重、以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為重的態度做事。特區政府方面很願意在各個方面配合立法會，但這一定要行政和立法機關同時朝這個方向努力去做才行。
“一帶一路” 當超級聯系人
問：關於香港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你曾經多次講過，要發揮“香港所長”，滿足“國家所需”，請你再作具體闡述。
答：香港和國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所長和不同所需。這八個字都很精闢，而畫龍點睛的一個字是“長”字。這八個字沒有講“國家所需，香港所有”。如果用的字是“所有”而非“所長”，香港能夠貢獻的有限，因為畢竟香港這個地方，無論發展水準多高，面積也是比較小。譬如在一九九三年，青島啤酒作為首個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通過股市發售新股，將資金提供給內地這間企業。當時是“香港所有”，內地這間企業需要資金，香港將資金提供至內地。但到了工商銀行這樣一個“巨無霸”來港上市，如果是“國家所需，香港所有”的話，香港所有的資金也是不可能滿足到銀行的集資所需。
在我們的股市發展後期，或是我們向國家企業、內地企業提供資金的過程當中，其實已不是香港所有的資金。“香港所長”是什麼？就是利用香港的制度、利用香港的市場去吸收外面的資金，通過香港的管道向內地輸送，資金如是，其他貿易也如是。
最近我們甚至作了些嘗試，在科學技術方面，香港都有這樣的能力。在科技方面香港有一定能力，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們的能力不如最尖端的一些國家。譬如在去年二月二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佈來港成立研究中心，是這所醫學院二百年歷史以來，首次於國外成立研究中心，這是我前年往瑞典訪問的其中一個成果。卡羅琳醫學院是全世界頂尖的醫學大學，每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均是由卡羅琳醫學院評審，這可說明其國際地位。它在去年二月份宣佈在港設立幹細胞研究中心，今年十月就會正式開幕，這是世界頂尖的科研單位，它來香港也是因為香港既有“一國”的優勢，同時有“兩制”的優勢。
在“兩制”方面來說，香港有語言方面的優勢，有法治的優勢，有知識產權保護的優勢，有國際化生活環境的優勢等等。它來香港而不去其他亞洲城市，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希望能跟中國合作。所以“香港所長”，就是聯系國外、聯系國內，這也是我經常講的香港所能扮演的“超級聯系人”角色。我們在過去兩三年於科技方面作過很多嘗試，卡羅琳醫學院是一個例子，另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是一個例子。它在香港成立一個創新中心，是它全球首個位於美國以外的創新中心。去年十二月校長來港宣佈成立創新中心時，我邀請了他及其一行朋友吃飯，他在網頁上解釋為何選了香港。他說香港有我剛才所講的、廣為人知的優勢，他說同事離開香港，從市中心只需一小時車程就到深圳，就是有了創新之後生產原型（prototype）最理想的地方，可以隔夜就將原型生產出來，接著就可以測試市場，到大規模生產就有整個珠江三角洲作為生產基地。所以香港在聯系國內外這方面，就MIT這個例子而言，是聯系深圳及廣東其他地方，及聯系美國的MIT，是一個非常好的“聯系人”。
所以我說“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這八個字很精闢，畫龍點睛的就是最後那個“長”字。香港的長處是什麼？香港的長處就是，我們有的就貢獻給國家，我們沒有的可以在外面找回來，通過香港轉化成國家發展所需要的技術、資金等。
推動創科 轉化研究成果
問：想再問你一個問題。剛才你說福利開支是特區政府第二大開支，教育是第一的。在教育方面我們用了這麼多的資源，但是不可否認還存在一些問題，請問下一步如何改進？
答：香港的教育，正如任何一個社會的教育一樣，十分十分重要。過去有一系列的教改，包括課程的改革，包括中學學制的改革。我在做特首之前，連續十二年做兩間大學的校董會主席，一共十二年，這個是我對教育的重視；除了大學之外，我還是一間Band 3的中學的校董，做了大概十年，我應該一次也沒有缺席校董會會議，很重視。而學校經過十年的發展，看得到是脫胎換骨，也看到我們的教育仍然有一些問題要解決，包括課程的問題，包括師資的問題，包括老師的編制問題，我們現在在研究的“班師比”——即是每班有多少老師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多。但是經過一連串教育改革之後，我在競選時也提出四個字——休養生息。辦學團體、老師、家長、學生（對教改）適應不來，所以在過去四年，我們沒有一些大的制度上的動作。
在此我岔開少少講。當年我當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我們很緊張，整個大學也很緊張，我們準備迎接三三四制，由三年大學變為四年大學，這個轉變在我們周圍找不到先例，在全世界也不好找。是有四年改三年的，後來我們在加拿大一個地方找到一個先例。我們這個變革沒有出現大的操作上的問題，事實上非常好。
在教育方面，我知道不是單投放資源便夠，不同方面我們有不同關注點。
我再展開講一下，譬如說幼稚園教育，我們很重視學前教育，明年我們便會落實，明年夏天上學的第一批小朋友，就會得到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實惠。這方面我們比新加坡進步；我們已決定了做，但新加坡還未去想這個問題。我們希望透過政府投放資源，能提高整個幼稚園教育的質素。
這個是說最小的，我再跳去談最大的——大學。現在社會十分重視創新及科技發展，香港做創新科技研究，是有一個特點，我們沒有大的藥廠，沒有大的國防工業，因此絕大多數的科研經費在哪呢？是在大學裏面。絕大部分的科研人員亦在大學裏面，不在產業裏面。他們研發出來的成果，怎樣可以確保能轉化成為產品或者服務，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經常跟校董會主席去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有很多科研經費給大學，但如果大學仍只做學術研究，將成果刊登於國際權威刊物，然後將刊物放在書架上，香港的科技事業是沒前途的。無論政府多大力度去推動，但如果我們不做好Translation of Research，即是應用研究，是沒有前途的。
所以既然我們那麼多錢，差不多社會所有的科研經費，社會所有的科研人員都集中在大學，但是大學如果不能達到轉化科研成果要求的話，推動創科是會失敗的。
教育的內容很多，包括剛才點評了一下的，包括老師的工作量及行政負擔，還有就是他們怎樣幫助中學同學選科或是擇業。所以我們大概兩三年前，在每間中學增加了一個教席，給老師幫同學做生涯規劃。
因為今天香港社會已跟我們那一代讀中學時不同，現在的大學大專課程十分多種多樣，可以有很多很多選擇，如果說讀完中學後不升學，出來就業，就業的選擇亦很多。怎樣可以讓每個同學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或者升學的機會呢？在社會上層的家庭，父母可以幫到學生，如自己不知道，打兩三個電話給叔叔伯伯問，亦可幫到學生。但是在基層家庭，不一定能幫到學生做這些選擇，所以要由學校去幫忙。而在學校，我們希望是由老師專注去做這些，老師自己要瞭解。
譬如說我過往的專業——測量的專業，現在已分成六個（範疇），在入大學的第一天已是不同班、不同課程的，但大概念仍是叫測量，而工程，更是分成十幾個。同學如何能找到最適合自己興趣及能力的課程，最適合他興趣及能力的工作，要別人去幫忙，最好的就是在學校裏面。
我們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往下去我相信就剛才提到的問題，都要繼續去關注去做。
問：為支持大學創新科技產業化的發展，今年施政報告已提出新成立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基金，但大家都覺得錢太少，只得十億，政府會否提供更加多資源在產業化方面。
答：我們尚有一百八十億創科資金，目前基金是夠用的，因為除了政府的錢，有民間有venture capital（風險投資）及angel funds（天使基金）等等，資金的問題不是問題，最重要可應用在巿場、應用在被巿場上接受的一些發明上。
工作繁重 遊水種植減壓
問：我們在香港生活、工作，也會交一些朋友，在我們的朋友群裏面，也有你的朋友，我們和他們交流的時候，有的時候，個別的情況下，會聽到你的朋友對你少少意見，就是說你在沒有做特首之前，還好熱情，但是你做了特首之後呢，沒有以前那麼熱情了，交流、說話好像也沒有以前那麼透徹，你怎樣對待這些批評意見？
答：首先確實很抱歉，要請大家、請朋友諒解，因為上任之後，工作確實十分忙，時間分配方面，無論是給家庭的，或者給一些舊同學、新朋友、老朋友的，確實是愈來愈少，工作量愈來愈大。我自己的一些愛好，也應該說放棄了、犧牲了一些，我自己本來各方面的愛好都比較多，看書、旅行、行山、和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現在自己很多愛好都基本上是犧牲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都比較少。
過去未做特首之前，子女在外面讀書、工作，我很多時有點時間就飛過去探他們，現在連這方面都比較少。現在基本上每日的生活，除了睡覺的時間，其餘都是工作的時間，尤其是在禮賓府，週末、放假的時間，晚上十點、十一點，都會有人來找我談一些公事，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所以時間真的排到密密麻麻。可能我自己的時間管理做得不是太好，但這就是時間問題，所以非常抱歉。
第二就是見到朋友，坐在一起談，往往都是認真地去談一些公事，我是聽比較多，在一些問題上也不能夠隨便表態，所以可能給朋友一個印象，就是好像較以前沒那麼“放”、沒那麼健談等，這個都是因為職務的限制。
問：你作為公眾人物，傳媒自然非常關注你和你的家人，這是否為你和你的家人增添一些困擾？
答：對我太太及子女是有一定壓力的，包括他們在外面，例如在衣著方面，出街時他們也要注重一下，尤其現在每個人在身上都有一個攝影機，這個就是智能電話，拍照後很快就能發給傳媒。這個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但我們自己要注意，我們有過這樣的經歷，譬如說到外面旅行，尤其去一些度假區旅行，很明顯就是衣著會比較簡單，包括女士如我太太、兩個女兒，往往就會有人拍了照片，接著數小時後，香港的社交媒體或者傳媒就會登出來。所以對他們來說，尤其是女士，是有一定壓力的，但是他們都能夠盡量配合，另外是我做了特首之後，太太的公職是特別多的，有一些是舊的組織，行政長官太太會自動成為贊助人、會長等，她會承接下來，另外有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她自己很關心廚餘問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很關心小學生、中學生教育問題。所以我太太的公職十分十分忙，有可能比過去的行政長官太太的工作量都要大，因為多了很多新的組織。
問：我們知道你喜歡養花、種菜，想請你給我們介紹一下你養了什麼花、種了什麼菜。種植過程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這對你有什麼啟發？
答：首先我現在種花、種菜的時間都是不夠。這裏地方較大，我以前在山頂有種，在山頂之前、我住赤柱的時候也有種，有大概四五十年的經驗，但技術水準很一般。小時候因父母有綠色盆栽，自己也感興趣，去到英國時，住的地方有花園，英國人對園藝也有研究，於是我有時候看雜志、有時候看電視有關園藝的節目，學一些技術，回來後我住那幾個地方也有種。
現在這個地方條件不錯，地方比較大，但主要限制是時間問題，沒有時間打理，往往在花園種植時都是半夜時間，短的大約五分鐘、十分鐘，長的就是半小時，週末的時間也不多在花園。
我在山頂住時，仍可以每晚有半小時、一小時種植，冬天作為熱身運動，夏天出一身汗，之後跳到泳池遊水，我們有自己的泳池，這是做特首前的生活。這裏有一個泳池，搬進來三四年，我終於在上個星期日，下決心在這裏下水禮，第一次在禮賓府的泳池遊水，因為確實是時間（不足），四年內的第一次。
遊水時腦袋是不停的，會不斷想東西，但我種植時整個人是完全放鬆的，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減壓方式，很多時我都會推薦給朋友。其實地方不一定要很大，不一定要有自己的花園，有一個陽臺甚至窗臺，都可以選擇到適合那個環境的植物去種。
種植對我最大的啟示是什麼？由我小學時代跟父母種植時，就懂得一個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一個是“當思來處不易”，農民十分十分辛苦，現在由於種種原因，農產品價錢很低，由於農產品價錢低，令到城巿內造成大量浪費，很可惜。也由於價格低，農民用種種辦法提高產量，因為他必須要產量大，乘以一個低的單價，他才可以維生，結果出了很多問題。
我自己種東西，基本上完全不用農藥，若有幼蟲，就讓它吃一點吧。那些菜蟲基本上是蝴蝶、蛾的幼蟲，只要用網一蓋，蝴蝶飛不進去，就不會有蟲，就不用用農藥。
另外，我自己喜歡找一些新挑戰，有些不是本地品種，在香港不容易生長得好的，例如我有一棵銀杏，廣東人叫它白果，是溫帶、寒帶的植物，嘗試了幾次後，終於有一棵有一米多高，看來生長得不錯。另外有一些外面來的，在花墟有售，從西方國家入口的植物，也不適合本地土壤、氣候的，可以慢慢調整它，讓它生長得好，我這裏有兩三棵葡萄，也長得不錯。所以對自己來說也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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