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就自2019年起冻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进行公众咨询，此举将直接影响一众基层打工仔及其家人未来两年的生计。香港《最低工资条例》生效11年以来，领取最低工资的人数比例由最初占全港人口6.4%，大跌至0.7%，最低工资受惠人口减少，是他们已“脱贫”？似乎未必，因为期内贫穷人口反增27.6%。正领取每小时37.5元最低工资的工厦保安员回顾过去11年，只有最低工资实施首几年感受到生活获明显改善，后期却发现人工加幅都被通胀蚕食，生活渐见困难，“一半人工交完租和水电后所余无几，早餐面包充饥。”他最怕是收到“红色炸弹”（喜帖），“几百元‘人情’好揦脷（昂贵）！”最讽刺的是，打工赚取最低工资养家，随时比领取综援金还要低，试问劳力值何价？（香港文汇报记者 聂晓辉）
◆ 钟哥无娱乐、无社交，生活相当单调。香港文汇报记者 摄
2011年5月1日，《最低工资条例》实施，为保护香港劳工权益写下历史一页。当年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定为时薪28元，随后“至少每两年检讨一次”。条例实施首几年均是每两年都调升一次，升幅介乎6.2%至8.7%，以追赶通胀升幅。惟2019年香港遭受黑暴摧残后，经济走下坡，法定最低工资便由2019年起持续冻结，维持时薪37.5元。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就新一轮最低工资水平进行检讨并咨询公众至本月底，但劳工界、学者及议员均指现时的检讨机制存在不少弊病，促请作出调整，例如以一条方程式计算以取代劳资漫长的磋商过程。
不敢出席亲友叙旧
71岁的工厦保安员钟哥入行逾30年，见证“最低工资效应”由强变弱。他日前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忆述，1991年入行时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约3,000元，最低工资实施前月入也不足5,000元、时薪不足16元，条例生效后即获加薪75%。惟加薪黄金期一去不返，条例生效后他每两年获加薪一次，每次加幅不足一成。2019年以来，他一直领取37.5元时薪，每日工作10小时，幸雇主体恤老雇员，放假仍然计薪，月入才有11,350元。
◆领取最低工资的人数比例跌至0.7%。图为清洁工、侍应等低薪人士。 数据图片
钟哥现居于青衣公屋，每日往元朗返工。之前他在上水一个百多方呎的村屋单位独居，每月租金约4,000元，连同水电费等每月最少开支约5,000元，已占去其月薪近半，故每周伙食、交通等日常开支严格控制在1,000元以内，“生活确实过得很艰难，早餐只能以面包充饥，社交活动也尽量可免则免。”
最低工资 VS 通胀变化
他的生活相当单调，无娱乐、无社交，即使亲友相约饮茶叙旧他也不敢出席，就是怕“使凸咗”，最惊收到“红色炸弹”（请帖），“有人请饮总不能不出席，几百元‘人情’好揦脷，但无得避。“他2016年年满65岁合资格领取强积金累算权益，”只得19万元，帮得多少？只有当入不敷支时用来应急。”
需留钱买防疫物资
新冠疫情肆虐下，他虽然幸免于被裁员，但却被腾贵的物价逼得喘不过气来，“疫情下，经济唔好反而物价系咁升，仲要预留一笔钱买防疫物资。”物价有升无跌，工资却一直被冻结，人工变相被通胀蚕食。钟哥表示：“最低工资2011年推出时，一下子获加薪数千元，确实令生活大有改善，但之后时薪水平增幅太慢，加上2019年并无上调，等于机制发挥不到作用。”他直言，基层打工仔的购买力及生活水平在过去几年一直倒退。
最低工资受惠人数
香港贫穷人口及贫穷率
综援金额变化
最低工资生效之初，不少人寄望它是打工仔的“保护网”，惟钟哥认为公屋“保护网”的作用更胜最低工资，去年他终于成功获配公屋，租金开支由住村屋时的4,000元减至千余元，额外多3,000元使费便松动多了，加上已合资格享用“2元乘车优惠”，节省返工的车费开支，进一步纾缓生活压力。
想领综援 终靠自己
领取最低工资的生活捉襟见肘，反观若他申领近4,000元的综援标准金，纵然不及打工的收入，但由于综援户获租金津贴等其他福利，生活压力随时比打工领取最低工资为轻。钟哥坦言曾萌生过申领综援维生的念头，但最终仍想自食其力，“既然我仍有能力工作，为何要政府养呢？”
【建议一】倡设可加可减机制 减省劳资冗长磋商
（香港文汇报记者 聂晓辉）最低工资委员会每次检讨最低工资水平时，劳资双方意见总是南辕北辙，一方认为工资水平太低令基层打工仔生活困苦，另一方却指上调工资会令不少企业难以支撑；双方往往拉锯多时才能勉强达成共识。不少意见认为，若引入类似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方程式，减省劳资双方的长时间磋商，所得结果亦更能客观反映经济环境及基层劳工生活实况。
过去已有学者形容，最低工资委员会除主席以外的12名委员当中，劳资双方及政府代表各占3人，再加3名学者，就像打“泥浆摔角”，以一堆滞后数据拗数，完全欠缺客观的检讨方程式，既浪费时间亦伤感情。工联会建议直接以时薪工资中位数的六成来厘定每年最低工资水平，然后再每5年检讨一次机制是否落后及有否需要调整等。
方程式应考虑基层消费模式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汶羽认同现时的检讨机制费时失事，劳资双方必定各执一词。民建联建议透过一条方程式来自动调整最低工资水平，“方程式的具体细节我们还在商讨中，整体而言希望可反映到基层劳工情况、劳动市场的供需及通胀情况等，优点是客观、持平、自动及可预见。”
香港树仁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袁伟基认为，目前正是合适时机去讨论透过一条方程式计算最低工资，并指制定方程式时应考虑基层的消费模式，“例如近月食品价格升幅比整体通胀高很多，但这却是基层市民的必需品，而且现时的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涵盖范围也太广，包含了月入6,500元至27,999元住户的开支模式，试问一个只领取最低工资的基层劳工，其开支模式又怎会与月入逾2万元的打工仔一样？这些都应列入考虑之列。”他认为，最低工资水平应至少比综援金高10%至20%，否则便变相鼓励人领取综援。
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泺生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应机械化地透过一条公式自动调整最低工资水平，“不能简单话加几多就几多，例如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高级公务员应加薪逾7%，你说市民是否觉得脱节？”他认为劳资双方磋商是有必要，“加薪是应该，但同时要考虑商界压力。”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昨日发表网志形容，如要改为以方程式调整法定最低工资水平“需进行大手术，推倒现行的框架，重新塑造社会共识。”
【建议二】职津弥补不足 解基层燃眉急
（香港文汇报记者 聂晓辉）特区政府现时设有“在职家庭津贴计划”鼓励基层自力更生，纾缓跨代贫穷。申请住户只要达到工时要求，住户的入息及资产亦符合有关限额便可申领。在职家庭津贴网页以不同情况讲解职津申请资格及所得金额，例如一个包括父母及两名15岁以下子女的四口家庭，如父亲有一份全职工作、母亲为家庭主妇，父亲每月工时200小时、住户每月收入18,000元，同时资产不高于限额，每月可获共4,200元津贴（包括一份全额高额津贴及两份全额儿童津贴）。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弥补最低工资不足的理想辅助工具，但亦有人形容此举只会令责任由商界转移至政府及纳税人身上，并不健康。
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泺生指出，最低工资水平不断调升会令商界有一定压力，认为现时在职家庭津贴已发挥工资补贴效果，“有时若最低工资水平升得太高，反而影响利伯维尔场运作，甚至令商界因经营成本太高而削减职位，变相影响基层的就业机会，得不偿失。”他指若基层劳工薪金过低，可透过申领在职家庭津贴来维持生计，同时可减轻商界压力。
不过，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则指出，在职家庭津贴只能为基层家庭解决燃眉之急，不应与最低工资水平混为一谈，“如果话有职津便可一直冻结最低工资水平，变相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低薪员工的雇主，这对社会整体发展并不健康。”
【质疑一】受惠雇员跌至0.7% “保护网”渐趋无力
◆ 保安员在大厦清洁。 数据图片
（香港文汇报记者 聂晓辉）最低工资成立的初心是为最底层打工仔提供保护，根据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报告，最低工资生效之初，全港约有18万雇员受惠，领取当时每小时28元的最低工资，占全港雇员的6.4%，惟受惠人数比例之后不断下降，2019年只有21,200名雇员赚取37.5元最低工资，雇员覆盖率仅得0.7%。分析指原因是最低工资低无可低，雇主以略高于最低工资的薪酬才能成功请人，反映最低工资实施11年以来，“保护网”作用不断下降。
假若香港的贫穷率大幅度收缩，或可将最低工资覆盖人数减少，终究是打工仔“脱贫”，但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11年特区政府政策介入前，全港有129.5万人活于“贫穷线”以下，贫穷率为19.6%，随后几年贫穷情况不断恶化，2020年贫穷人口及贫穷率更分别增至165.2万人及23.6%；即使计及恒常现金、非恒常现金以及公屋等非现金福利，同时期贫穷人口亦由47.2万升至55.3万，贫穷率由7.1%升至7.9%，最低工资助“脱贫”之说似乎未能成立，反之是令人质疑最低工资保障效果愈来愈低。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指出，正是因为最低工资增幅滞后，对基层劳工提供的保障并不足够，贫穷情况并无改善，才会构成覆盖层面愈来愈少的情况，明显反映现行机制未能达到保障收入、纾减贫穷的效果。
工联会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直言，最低工资水平过低，雇主想请到人不得不将薪酬调至略高于最低工资的水平，以致最低工资覆盖人口不断减少，削弱最低工资保障打工仔生计的作用。最低工资低无可低，甚至不如综援金额。
【低资】未反映劳工价值 如“制造贫穷”
以一个四人家庭的综援金为例，2011年最低工资生效时为11,242元，去年已升至16,975元，期内累积升幅约五成，但最低工资由当年28元升至最新的37.5元，升幅近34%。以一个育有两名小童的四人家庭为例，如果父母全职工作并领取最低工资，两人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家庭月入只有15,600元，但政府数字显示，去年一个四人家庭平均每月综援金已达16,975元，未计其他书簿津贴、租金津贴等已比打工赚取最低工资还要高。郭伟强批评，过低的最低工资水平未有合理地反映劳动价值，“系咪喺度制造贫穷？”
目前，最低工资水平只及整体就业人士的75.7元时薪中位数的约五成，即领取最低工资的打工仔，要工作两小时才等于其他打工仔一小时的收入。郭伟强建议，将最低工资拟订为整体就业人口时薪中位数（即目前75.7元）的六成，约45.4元。
【质疑二】“两年一检”滞后 低资加薪跑输通胀
（香港文汇报记者 聂晓辉）根据条例，最低工资委员会需“至少”每两年就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报告及建议。自2011年订立最低工资以来，委员会最终也是“无多无少”地每两年检讨一次。“两年一检”过去一直遭劳工界批评数据滞后，更令薪酬水平“跑输通胀”。政府统计处数据亦显示，反映基层消费物价的“甲类消费物价指数”，由2011年最低工资实施时的75.8升至今年最新的104.6，升幅为38%，高于同期最低工资的33.9%升幅。学者建议，改为“每年一检”更能贴近市况，让基层打工仔的生计适时获得保障。
劳联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指出，最低工资实际上调整的幅度根本跟不上整体劳动市场，例如“名义工资指数”已由2011年6月的173.4升至去年6月的248.9，增幅为44%，同期“工资中位数”增幅亦有46%，均明显高于最低工资的33.9%升幅，反映仅领取最低工资工人的薪酬加幅远远追不上一般打工仔平均工资增幅。
工联会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指出，检讨最低工资时采用的参考数据本已滞后，还要两年才检讨一次，更是大幅滞后，“就以目前为例，2021年最低工资水平维持不变，但同期出现通胀，等同要基层工人减薪至少4年，如改为‘一年一检’至少可避免令滞后问题持续。”
不少学者亦认为“两年一检”太落后。香港树仁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袁伟基认为，“两年一检”并不合理：“新冠疫情至少都超过两年了，不少基层市民已差不多无饭食，相信食品价格通胀的情况将来会更严重，‘一年一检’会比较合理。”
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亦指出，对上一次检讨时或因疫情而冻结最低工资水平，但两年才检讨一次已经落后，“如果以这两年情况去看，工资水平是严重滞后于通胀，最基层工人的实质工资出现跌幅。”
罗致光称难“一年一检”
不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昨日发表网志指，按现行机制，检讨过程中所需要的研究、分析及咨询等工作，只能在每两年检讨一次的框架下完成，“一年一检”并不可行，否则便要大量压缩研究、分析及咨询过程，现时并非讨论日后是否“一年一检”的最佳时候。袁伟基对此反驳指，目前公务员薪酬也是每年一检，相信最低工资水平同样可做到每年一检。
疫下企业崖边站 商界盼续冻“低资”
（香港文汇报记者 文森）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指出，现届政府已通过了许多劳工议题，雇主亦要面临取消强积金对冲，加上新冠疫情已将许多企业推向悬崖边，而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收缩、不少企业面临结业压力，质疑目前并非适合时间讨论上调最低工资，并认为此举会带来涟漪效应，上司亦会要求加薪。他说：“如果最低工资加幅跑赢通胀，是否要雇员减薪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可尽量取得平衡。”
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郭振华亦指，第五波疫情打击下，“不少老板要卖楼做生意”，最近才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相信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望雇员明白雇主的惨况。他说，本港经济仍然不明朗，未知会否有新一波疫情，因此应继续冻结最低工资水平，让雇主有喘息空间，否则企业可能要结业。
责编：陈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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