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赛汀，相信乳腺癌的患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药名，它是一种分子靶向肿瘤治疗药物。
它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患者的术后复发率，大幅度提高5年生存率，被誉为乳腺癌患者的救命药。但是，赫赛汀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价格昂贵。以体重60kg的患者为例，赫赛汀一个疗程需要花费30多万元，这个价格让许多患者“望药兴叹”。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关注到这个问题，积极调控药价。赫赛汀的价格，由2.2万元一支，降为7600元一支，降幅达67%，加上医保报销，仅仅需要1500元左右一支。但是，问题来了，正如媒体近期所报道的，赫赛汀市场突然断货了，望穿秋水的乳腺癌患者，却发现市场很难买到这个“救命药”了。
其实，这并不是特例。当前，一些所谓“包治百病”的“神药”广告铺天盖地，而一些珍贵的低价救命药，却“难觅踪迹”。比如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治疗甲亢的“他巴唑”、救命药“地高辛片”等。这些首选救命低价药尽管多已纳入医保，但由于市场的短缺，迫使医生和患者不得不选择昂贵的替代药品。
一个药品在药厂生产后，首先面临的是定价。定价有三种方式，政府定价、政府指导定价、市场自由定价。价格确定了，再由厂家或者医药销售公司代理，进入医院，医院要经过医生推荐、药事委员会批准、药剂科采购、然后由医生处方推荐给患者。在这个链条的各环节中，厂家首先没有积极性生产低价药，销售商没有兴趣推广低价药，部分医院或者医务人员也倾向放弃低价药物而选择高价同质药物。这些，最终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加剧了普通群众的经济负担。
那么，如何破解？
首先，要强制督促药厂生产一些必须的、有效的低价药物。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药物生产基地，一些技术含量不太高、有效、价廉的抢救药，比如地塞米松、比如西地兰等，完全有条件实现自我供给。有关部门可以按照地区归属，在保证合理利润的基础上，统一调配，优先实现基本抢救药物的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疗效不确定，“用了和没用一样”的“味精药”，也应控制、约束其生产销售。
其次，医药分家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所在。很多医院的药品、器械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真正有技术含量的诊疗费用、护理费用、手术费用，却占比很少。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医院收入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不规范的诊疗用药行为很难避免。近年来，中央一系列文件直指以药养医顽疾，要求“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斩断药厂与医院、医生之间的隐性利益输送，真正清除以药养医的土壤。
最后，单病种收费模式也是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单病种收费就是按照每种疾病的诊断，评估出治疗这个疾病大约需要多少费用，然后统一打包给医疗单位。从而既避免了医疗单位滥用医疗服务项目、重复项目和分解项目，防止医院小病大治，又保证了医疗服务质量。医院考虑到经济效益，只能提高医疗质量，尽量使用低价有效的药物，注意早期康复，防止切开感染等等。自从美国实行单病种付费取得成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纷纷实行了单病种收费，比如日本、德国、英国等等。医疗按病种收费，是破解抢救药品“见光死”国际惯用手段。
2018年，将是破除以药养医、大幅度提高患者就医获得感、健康幸福感的关键一年和破冰之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综合报道】（作者：陈作兵，系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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