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中暴露毛澤東的錯誤，偶爾涉及鄧小平。不僅寫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錯誤，而且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並放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部分失誤。
該雜誌最近幾年，幾乎每期都有抹黑毛澤東的文章，個別文章已經開始批判鄧小平，特別是批判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和決策。為了集中攻擊毛澤東，經常刊發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犯“左”的錯誤時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錄。
這些文章雖然有一定真實性，但都採取簡單的討伐的態度，並不能讓人信服。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過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因為對中國共產黨不滿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歷史。
這些年來，該刊把大量筆墨聚焦在毛澤東一生的錯誤上，不僅連篇累牘、反反復複地訴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錯誤，而且肆意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把毛澤東妖魔化。
在一些學者看來，毛澤東一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做一件好事，因此，他們要徹底否定毛澤東。有的文章否定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認為 “1949年以後的新民主主義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專制主義。1949年以後，新民主主義的邏輯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憲政民主”。
在其刊發的文章中，有的否定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和我們黨提出的知識份子政策，認為“從精神上消滅知識份子，這就是所謂團結，教育，改造的知識份子政策的真諦。它與對工商業和工商業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並無二致。知識份子在幾十年間歷經的磨難，正是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並非所謂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來自各級幹部對知識份子的歧視、打擊、迫害，其源蓋出於此”。
該刊曾發表大量文章否定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同志放棄了他正確的新民主主義論。他馬上幻想在中國搞個烏托邦，急急忙忙地要進入社會主義，比史達林模式還要史達林模式，所以發生了一系列左的錯誤”。
甚至公然造謠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由於毛澤東的失誤，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因為一個領導人犯錯誤而餓死這麼多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只能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相通，歷史已經證明，他搞的社會主義給中國造成了災難”。
該刊還有不少文章否定毛澤東的個人品質，認為“鄧拓自殺現象淺層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是毛澤東同志性格上的、個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問題”。有的文章假借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平反”來批判毛澤東，說是毛澤東製造了這些領導人的“冤案”，要還原曆 史的真相，揭露毛澤東的真實面目，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心理陰暗的權力鬥爭者。
雖然毛澤東一生犯了一些錯誤，特別是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這與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相比，功績永遠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失誤，是在探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道路過程中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從其犯錯誤的動機來看，目的也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 而且他的錯誤，更多的屬於歷史的局限。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任何傑出人物都是時代的產物，不可能超越歷史和時代的限制。因此，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必須把他們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來評論他們的功過是非。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闢道路。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準、認識水準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準、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下期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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