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據香港商報報導，針對早前華為和中興通訊外遷傳聞，相關專家接受本報采訪時明確表示，高樓價地價並不是華為、中興等企業出走的直接因素，企業生產鏈佈局和調整是正常的市場行為，深圳也有相關產業規劃，不會走香港產業空心化的老路。但居安思危是一個城市發展所必需的，深圳要靠改革和不斷創新來保持經濟活力，以獲得長遠發展動力。
結構調整主動作為
對於外遷傳聞，華為官方已經聲明，華為總部將繼續留在深圳，遷到東莞的只是某些部門。中興通訊相關負責人也明確表示，中興通訊沒有將總部搬離深圳的計劃。深圳市政府也作出正面回應，5月29日深圳市長許勤公開澄清，華為、中興都不會離開深圳，華為剛向深圳市政府提交發展規劃，完全沒有撤出深圳的計劃，而中興永遠會在深圳。很多人認為，深圳企業外遷是因為高樓價地價推高了企業的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客觀來說，這確實給製造業帶來了壓力，但中興、華為等大企業的遷出不完全是因為樓價地價因素，還與跨國公司的全球化、城市的轉型創新、都市圈的統一市場有關。
佈局松山湖早在2005年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對本報表示，深圳的土地供應不足，與高樓價相關，但並不等同。華為佈局松山湖是2005年就開始計劃的事情，當時深圳的樓價並不高，製造業要發展確實需要空間，而深圳能給中興、華為的土地面積與東莞、河源能給的面積是無法相比的，所以企業佈局外遷的因素首先在於深圳無法提供如此大的土地空間，其次才是成本上升的因素。
接受本報采訪的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教授魏達志亦認為，深圳樓價上漲對華為外遷不構成威脅，因為一方面深圳樓價往上沖的勢頭已經被遏制住了，整體大規模上漲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華為在深圳有很大的存量，本身擁有華為科技城，華為的存量人才不至於受到深圳高樓價的影響，並且華為的一部分增量人才擁有政策的包容。
“華為已經是世界500強企業，也是深圳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華為在全世界都有產業、製造基地、研發基地的佈局，華為在珠三角城市群之間的資源配置行為，可以說是其在世界產業鏈、生產鏈佈局中非常正常的舉措，城市群本來就應該給中心城市、總部企業提供佈局的腹地，不能因為一個正常的市場行為去解讀華為要走。”魏達志說，反過來說，假如華為真的要走，也找不到像深圳一樣的城市配套服務，因此華為總部肯定不會走，華為已經是在深圳生根落地的企業。郭萬達表示，這些跨國企業有自身發展的佈局，包括市場佈局。例如富士康代工的筆記本製造基地在重慶就是因為其市場是面向中東歐市場，再加上內地省份政府也越來越能提供更加配套的服務。
對口支援河源發展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些高科技企業離開深圳背後出力最大的是深圳政府，許勤在公開澄清中特別強調，中興、華為等企業不僅為深圳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更是深圳對口支援廣東東部地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中興正將生產研發基地轉移至位於粵東的河源市。近些年在廣東省“雙轉移”和珠三角幫扶粵東西北地區政策的背景下，深圳開始有計劃地往外遷移一些末端製造業。河源官員就曾透露，目前超過60%的河源規模以上外來企業來自深圳。因此可以說，深圳正處在淘汰末端製造業騰籠換鳥的過程中，這些高科技製造業將生產基地搬離深圳並不是被動的，而是出於自身和城市發展有計劃的行動。
不會步港空心化後塵
二三十年前的香港那場大規模製造業北移後的運轉模式被冠以“前店後廠”，早期在不少專家看來，這是香港產業成功轉型的標誌，然而，比例過多的金融服務業無法抵抗金融風險，中產階段紛紛破產，產業空心化問題始上桌面。香港的前車之鑒，於深圳而言，是經驗也是教訓。郭萬達認為，目前深圳與香港當時的空心化有共性的一面，即是成本高導致製造業外遷。但也有不同的一面，香港與珠三角的“前店後廠”模式是接單在香港，製造以及其他都在珠三角，香港只貼牌，而現在深圳的製造業不能用“前店後廠”來描述，它實質上是研發、設計、營銷、結算等產業鏈上功能環節的分離，使得某一些環節在深圳，某一些環節在內地。
“香港當年把製造業大部分都遷移到了內地，但深圳還留有大量的製造業企業，深圳在過去5年到10年間淘汰了大量低端企業，產業增量迅速上漲，現在支撐深圳經濟總量增長的支柱產業有7大戰略新興產業和5大未來產業，還有幾大傳統優勢產業，深圳的產業特別是高端製造業、新興製造業，離空心化還差十萬八千里。”魏達志說，深圳的第三產業比重原特區內比重高些，但原特區外比重還偏低，深圳在未來現代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的發展上還留有很大的空間。
金融科技協調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正日益呈現高服務、高發展的特徵，金融業越發繁榮。有論者指出，在深圳有限的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既要建金融中心和科技產業中心，還要都作為支柱產業，未來就很難繞開二者在要素供給和發展模式上的明顯沖突，因為兩者的發展路徑完全不同，金融等高端服務業集聚的地區，這些地區的要素成本以及生活成本都很高，而高新技術產業往往始自於“車庫企業”，需要高素質、低成本的要素市場相配合。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和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表示，經濟全球化以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分工加深，深圳作為國際性大都市、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發展金融等虛擬經濟是完全正確的，但一個城市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比重達到某個臨界點的時候，就可能出現產業空心化的挑戰。2015年，深圳全市的二三產業結構由2010年的46.2：53.7調整為41.2：58.8，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多被視作產業結構的優化，但有學者認為，一旦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5%以下，深圳的城市發展將會亮起紅燈。
“矽谷本身是創新的中心，也有發達的金融服務業，現在深圳在考慮金融與製造業的並行發展，金融CBD本身並不需要多少面積，可以在核心的幾個區域發展金融業，其他的地方留給製造業等產業進行創新，以金融服務為代表的高增值低就業產業與以旅遊、商貿、物流為主的低增值高就業產業並行發展，以互聯網經濟、知識經濟為支持。”郭萬達說，香港的金融業是資本密集、關系密集產業，一般人無法踏足，又缺乏互聯網為主的中端創業，產業的空心化不可避免。魏達志則認為，深圳金融業越發達，金融總量越多，風險基金投資基金等產業越發展，越有利於高新技術的發展，相互促進，因為深圳需要低成本要素的企業已經不多，現在的高新技術產業需要金融業的支撐，而金融業也需要高成長的製造業來進行融資。
改革為先創新驅動
深圳不再有政策優勢，地緣優勢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數、商務成本都比較高，那麼深圳能用何種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許勤表示，深圳市政府正在大力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圳用於研發的經費已佔到GDP的4.05%，未來還會持續增加。這一數據已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水準，目前只有以色列和韓國超過4%。日前，社科院發布的《2015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深圳位列“綜合經濟競爭力”排行榜第一，連續兩年超過香港。
社科院表示，深圳是全國城市中，單位面積及經濟產量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城市。魏達志表示，與全國其他城市相比，深圳有兩個特色發展模式，一是創新驅動，如深圳的國際PCT專利申請總量1.33萬件，佔全國46.9%，而且深圳有效發明專利佔全國10%，這些重大數據支撐深圳成為全國一流的創新型城市。二是集約發展，深圳的土地面積跟北上廣相比，是上海的30%，廣州的26%，北京的11.9%，但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地均產出卻是上海的2.61倍，廣州的3.6倍，北京的6.2倍，深圳在狹小的版圖上創造出了如此高的地均產出和總量。深圳的發展模式比全國早10年到15年，率先完成了發展動力轉換。
新興產業初具規模
在創新驅動戰略下所形成的新興產業已初具規模。2016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去年深圳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16.1%；包括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等在內的未來產業規模已經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深圳市發改委一位官員日前透露，深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將進一步強調創新驅動的戰略，把培育新動能與提升傳統動力相結合，重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優勢。
3月18日，深圳市委常委會議通過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配套政策：《關於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幹措施》、《關於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若幹措施》和《關於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幹措施》。其中，尤其強調對產業創新的鼓勵與扶持，包括促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並進一步加大了人才引進的力度。創新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執行主任南嶺指出，新經濟是深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該重點培育的力量，新制度和新規則也要相應跟上，為新經濟提供好的軟環境。
借東進契機 打造C5都市圈
此外，深圳正實施“東進戰略”，根據深圳日前發布的《深圳市實施東進戰略行動方案（2016-2020）》及相關配套方案，深圳將完成交通建設、產業提升、公共服務、城市發展等四大領域共13項重點任務，共實施342個項目，其中“十三五”期間計劃投資5600億元。郭萬達指出，深圳東進戰略一方面是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需要，急需擴寬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深圳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深圳對抗由於樓價、土地帶來的成本要素上升引起的競爭力下降問題的需要。
“避免空心化問題需要採取都市化、大都市圈的方式，往周邊城市衍生，把周邊城市納入功能性產業鏈的佈局當中，形成城市功能的階梯性分佈，三藩市、東京、首爾都是大都市區，很多經濟產業圈都在城市的周圍。”郭萬達說，深圳東進發展成本較低，能聯合東莞、惠州等打造大都市圈，形成都市圈一體化後就可以不用老是計較企業是否外遷，因為已經形成了分工關聯。
有論者認為，華為、中興生產基地的遷離會倒推大都市圈統一市場的形成，無論深圳直轄不直轄，擴容不擴容，東莞、惠州等城市，都將成為以深圳為核心的衛星城。大都市圈的建立，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形成一個統一市場，資源配置可以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裏統一進行，都市圈裏的各個城市可以形成很好的互補發展，核心區的綜合成本還是會很高，但是整體的成本會下降，效率會更高。
深圳還可以借“東進戰略”為契機進一步打造深圳C5大都市圈，包括深圳、東莞、惠州、汕尾、河源5個城市，即為深莞惠（3+2）經濟圈的升級版。丁力表示，深圳發展後勁所在，是構建真正一體化的C5大都市圈，C5深圳大都市圈與深莞惠（3+2）經濟圈的不同在於，深圳可通過充當改革排頭兵，與其他4個城市一起改革創新，以東進戰略突圍，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和利益機制的構建，解決深圳超大城市發展帶來的挑戰，探索“新深圳模式”，把深圳的虛擬經濟和周邊的實體經濟有效整合，實體經濟創造財富，虛擬經濟分配財富。這不僅可讓深圳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也可讓周邊地區的發展進一步增強深圳的發展動力，是共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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