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出手規範輔警制度 能否終結“臨時工之殤”？

【時事短評】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於規範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的最大亮點，就是規定了“誰使用、誰管理、誰負責”的原則，明確了公安機關對輔警的管理職責。

近五年 每年有約百名輔警履職犧牲

警務輔助人員，即我們通常所稱的輔警、協警。在日常生活中，警務輔助人員在協助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維護社會治安、打擊違法犯罪、開展行政管理和服務人民群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據公安部統計，近5年來，平均每年有近百名警務輔助人員在履行職責中犧牲、2000餘人負傷。

管理制度相對滯後 讓輔警備受詬病

但與此同時，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制度建設相對滯後，警務輔助人員法律地位不明、職責許可權不清、職業保障偏低、管理使用不規範等問題日益突出，甚至出現了不少濫用職權、違法犯罪的現象。輔警的這種無法無序的管理狀態，為警民關係增加了一些雜音，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詬病。

輔警履職“出格” 再不能“臨時工”了事

隨著《意見》的出臺，公安機關往後在使用輔警中一旦出現了問題，就應由公安機關承擔管理責任，不能再隨便推到某個“臨時工”頭上了事。

“臨時工”問題 不能簡單歸因於身份

準確地說，在法律層面上沒有“臨時工”之說，只是對編制人員區分管理的籠統稱謂。拋開概念，從現實出發，問題比較突出：“頂缸專業戶”“事故主人公”“遇事替罪羊”……這些貼在臨時工群體上的身份標籤或許能粗略地勾勒出部分景象。然而，臨時工在使用上的“無處不在”與遇事擔責上的“糾纏不清”，肯定不能歸因於簡單的身份認知。

事實上，臨時工群體既沒有想像中的那樣“不堪”，也沒有實際中的如此“必需”。所謂“存在即合理”，在臨時工現象上有一定說服力。畢竟，很多單位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編制承擔著21世紀的工作，人員供需失衡是現實矛盾。鑒於此，聘用臨時工能解決部分問題，他們在相應工作領域發揮的作用，也要肯定。正如前不久，四川樂山一名協警制止一名獄警違停，因為身份而被“鄙夷”，但這種履職行為“永不臨時”。

問題是，在一些單位，“閒人喝茶，臨聘幹活”的現象多發，臨時工沒有權益、待遇、福利，只有幹活、效力、責任。不禁要問：哪來那麼多臨時工，正式工去哪兒了？顯然，如果事務、崗位、人員等要素不能有效匹配，臨時工氾濫只會讓一些資源浪費、另一些資源閒置。此外，因為門檻低、保障少、管理松等，不免會導致一系列的衍生衝突。

選人用人要制度化 法制化

這是人的問題，更是體制性問題。就“人”而言，越是基層、越是執法單位，臨時工越多，越是矛盾衝突的“高發區”。但如果能夠在招錄、使用、培訓、管理、考核等各個環節都把好關，也能“防患於未然”。不過，這樣能治標卻難治本，關鍵在於破除機制性障礙，尤其是雙軌制用人模式。一方面，儘快從法律和規範上給在崗的臨時工以權益保障；另一方面，加快編制內外人員的並軌工作，實現同崗同責、同工同酬。換言之，即便部分工作、人員可以“外包”，公共權力及政府權威決不能“外包”，需要在選人用人上制度化、法治化。

政府部門尤其是執法部門大量使用臨時工，本就是件不幸之事，根本上也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就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提供公共產品而言，哪些可以下放給市場，哪些需要收歸政府，哪些有必要讓渡給社會，哪些可以“合併同類項”，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個人的歸個人，簡政放權、財事權一致才能實現崗與人統一、供與需統一、權與責統一。

有人說，何時能同工同酬，何時就算邁向了文明。此意雖重，但在提醒有關單位和部門：“鐵打的政府，流水的人員”，公共權力別因臨時用人而喪失應有的威信。（央視新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