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陈太曦】两岸经过长达数十年隔绝后，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次年4月27日-29日，已故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已故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举世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台湾称“辜汪会谈”），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协商，签署四项协议。在会谈30周年之际，《环球时报》独家专访了当年见证、参与并擘画“汪辜会谈”的时任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回忆起当时会谈的场景，他仍历历在目。
邱进益展示当年“汪辜会谈”签署协议的照片。 陈太曦摄
陆委会要求踩刹车
环球时报：“汪辜会谈”举办的前提是“九二共识”。当时两岸通过往来函件如何达成“九二共识”，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邱进益：“辜汪会谈”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两岸如何界定一个中国。海基会与海协会最早开始沟通，是时任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去大陆访问时，介绍海基会成立的功能。当时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提出，两岸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交流往来。陈长文回复说，因为没有授权，需带回台湾研究。
1992年10月，海基和海协两会在香港讨论如何解决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大陆提出五种方式，解释一个中国的含义，台湾也提出五种，但双方都没有接受。谈判最后一天，台湾又提出三个方案，大陆表示要带回去研究请示。由我草拟的方案是：两岸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才促成汪辜来年4月在新加坡的会谈。
环球时报：“汪辜会谈”前，台湾当局给了海基会怎样的指示？
邱进益：1993年3月，我从李登辉办公室副秘书长调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会谈前我得到八个字的指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可以说我背负着很大压力。尤其与大陆的会谈前所未有，彼此没有形成信任，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化。1993年4月7日，我到北京与唐树备先生举行预备性磋商时，民进党对我有很大杯葛，甚至后来到新加坡围场。最后陆委会迫于民进党的压力，竟然把我们即将会谈的方案全部公开。当时我们提出八项协议，大陆已同意六项半，陆委会见我们进展太快，打电话要求踩刹车，因此“辜汪会谈”最终只完成四项协议的签署。
邱进益展示当年“汪辜会谈”签署协议的照片。 陈太曦摄
各种细节安排都是“问题”
环球时报：两岸两会决定在新加坡会晤，中间是如何协商的？
邱进益：两会曾在香港讨论商谈事宜，我们（台湾）认为时机已到，可以举行会谈，但不适合在北京或台北，后来建议在新加坡。原因是从事务性方面考虑，两岸在新加坡都有办事机构，可以方便处理。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对两岸都很友善，李光耀总理长期为两岸奔走。
要在新加坡举行两岸两会领导人会晤，必须征得新加坡的同意。我当时去见李光耀，谈了一个小时。我介绍了两岸发展现况以及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他听后很高兴地说，“没想到经过40多年，两岸终于要商谈了”，非常乐意并全力配合。李光耀还马上告诉机要秘书，指示一名对口人员进行后续接洽。他同时强调，新加坡是提供会谈地点的主办方，但不是调解人。大概也是担心万一两会会谈破裂，避免引起外界误会。
为了体现公平，新加坡提供两岸双方同等级、同颜色的礼车，李光耀派给汪道涵先生与辜振甫先生的贴身侍卫人数也都一样。我认为，“辜汪会谈”成功在新加坡举办，无形中也大大宣传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让其变成“亚洲的日内瓦”，后来的两岸领导人会晤也都是在新加坡举办。
环球时报：当时“汪辜会谈”的哪些安排让您印象最深刻？为何做出这些安排？
邱进益：台湾总觉得事事会被“矮化”，要求事事对等，我们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和脑筋在细节部分。比如，新加坡建议两会代表抵达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酒店，方便洽谈。我们谢谢新加坡的好意，也考虑到如果坐在同一桌，怎么安排主位？旅馆只有一间总统套房，谁住？两人都不住的话，那谁住左边、谁住右边？或谁在7楼、谁在8楼？再者，新加坡酒店有两个新闻发布室，谁用26楼、谁用4楼？后来决定，大家轮流用两个不同楼层的新闻发布室。面对门的谈判桌是主位，开会两天，双方每次都换位置。
辜汪签字时，谁坐右、谁坐左，原本在国际上的签字仪式都不是问题，但在两岸两会都成了问题。于是签字时，后面站着的双方人员不动，由辜汪两人互换座位签字，文本也是两份正体字（繁体字）、两份简体字。
唐树备是外交官出身，懂得妥协的艺术与双赢原则。辜汪二老没有碰过面，两人到了新加坡，谁去看谁？最后决定发出邀请函的为主人（汪先生），我们是客人，客人前往拜会主人，加上汪比辜大3岁，辜先生前去拜会汪先生也很合理。于是，唐树备请辜先生过去拜会，到门口时汪先生出来迎接，先彼此介绍，再并排进入会场。这些安排解决了双方会面与入场的种种问题，也是促成两人会谈成功的因素之一，建立了后续两岸会谈的模式与典范。
环球时报：您在“汪辜会谈”20周年时曾提到一段秘辛，透露1993年4月10日在北京预备性磋商草签协议前，陆委会3次要求修改文字，最后是汪道涵先生体谅您的难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邱进益：说来可笑，谈判结束确定文本签字就是正式形成条约，我完全根据陆委会指示协议。但陆委会打来三次电话，要求修正部分条文，若不修正就没有二次磋商，也不会有正式会谈。
按照协议，两会与两会领导人有制度化见面会晤机制，处长三个月、秘书长半年、会长一年一次。但陆委会在我们草签后突然要求会长必须改为不定期会晤，也没说原因。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已经要出门去人民大会堂拜会汪道涵先生，下午就要搭机回台北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刚坐下来就跟汪先生提出不礼貌的请求，称台北对协议内容有点意见。唐树备一听马上问道：“怎么可以又反悔了呢？”汪先生笑了笑说，“台北既然有这样的意思，邱定有邱的为难”。于是他马上请孙亚夫，我方则由许惠佑商谈，把会长的定期一年会晤改成不定期。汪先生当时还说，一次会谈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可以下次再谈。如果不是汪先生很大度地说了这些，我还不知道当时要怎么下台阶。
我回到台北才得知，当初设计协商时，主管台湾安全的宋心濂没有参加，他后来得知会长一年见一次，认为站在安全立场实在太频繁，不能掌握。但陆委会没有向上反映，直接要我改，如果大陆不愿而因此卡住，我要如何交代？
民进党为了虚幻的“台独”带来战争危险
环球时报：汪辜二老的握手可以说举世瞩目，您之前讲过，“汪辜会谈”的成功与二老的个人魅力分不开，您为什么说他们是“绝配”？
邱进益：辜汪两人担任两岸重要职务后，开始对对方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他们之间也有朋友协助穿梭。会谈现场有282名中外记者，他们见证辜汪握手4次，达五六分钟之久，这是经两岸领导人授权的两会负责人会面，这个历史性镜头也让两岸民众与海外华人感动。
汪道涵先生很喜欢看书，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辜振甫先生是个儒商，修养很好。两人同好京剧，出场台词借用京剧，还经常相互题词，可谓惺惺相惜，所以说是“绝配”。
环球时报：民进党上台后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您对此是如何看的？
邱进益：首先要问的是，“九二共识”本身对台湾有无伤害？如果没有伤害，两岸维持沟通就要使用它。民进党把“一国两制”操作等同“九二共识”，但“一国两制”是统一后的安排。至于是否要给“九二共识”加入新的元素，也要看双方意愿，在我看来并没有这个需要。民进党总说“九二共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但他们有无替代方案？如果有，请提出来，但民进党的方案大陆能否接受是另一件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达成23项协议，为何要把它弃之不用？
环球时报：您认为“汪辜会谈”对目前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关系有怎样的启示？
邱进益：“九二共识”带来的好处是为台湾争取30年的和平发展机会，以此为基础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如今台湾对大陆的经贸依赖程度更达40%。根据大陆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台湾对大陆（不含香港）出口总额近2500亿美元，享有的贸易顺差突破1700亿美元。台湾近年的每年总预算是2.5万亿元新台币。
如果民进党一直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又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继续走下去，大陆怎么会对台湾信任？两岸关系怎会好转？大陆会再对台湾让利吗？世界大势，整个格局在改变，如果台湾甘愿做美国棋子，两岸关系失衡，一定会有战争风险。
我认为，2024年是两岸关系关键年。民进党要化解风险，除非赖清德宣布废除“台独党纲”，宣称“台湾不需独立”。但他敢这样做吗？我很怀疑，因为民进党根本不敢举办两岸政策大辩论。10年前，民进党内有人提案冻结“台独党纲”，遭到多人反对，就没了下文。民进党嘴巴嚷嚷根本是说假的，只是为了一个虚幻的“台独”，却让台湾全体人民面临现实战争的危险。
责编：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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