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穩”與“進”看十八大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不變之三：重視“三農”及民生問題

黨中央對“三農”和民生問題高度關注，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重點強調了如何做好“三農”工作、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2012年，“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必須長期堅持、毫不動搖，決不能因為連年豐收而對農業有絲毫忽視和放鬆。”2013年，“加強制度建設，織好保障民生安全網。”2014年，“堅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定。”2015年，“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幹，提高扶貧品質。”

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對“三農”和民生問題始終如一的關注，生動展現出黨中央鮮明的人民情懷和為民本色。

不變之四：警示經濟風險

中國經濟巨輪破浪前行，也免不了遭遇風吹雨打、暗礁險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我國可能面臨的經濟風險高度關注。2012年，“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13年，“著力防控債務風險。”2014年，“要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按照嚴控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有序加以化解。”2015年，“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居安思危方能立於不敗之地。黨中央始終對經濟風險保持高度警覺和清醒頭腦，警示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未雨綢繆，為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排雷除障。

變化之一：首次闡述經濟發展新常態九大特徵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習總書記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週期中的中國經濟。

而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大亮點就是首次明確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性變化，即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 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九個方面，歷史地、辯證地分析了新常態的表像特徵、內涵特徵以及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並提出了因應變化的經濟政策。

這是在全面分析我國經濟“三期疊加”基礎上，綜合考慮各方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長期趨勢的科學分析。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由此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變化之二：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

2015年11月 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發出了“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明確信號，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隨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到重點任務都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 短板。

從“三 期疊加”到經濟發展新常態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三期疊加”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麼看”；經濟發展“新常態”既進一步深化了“怎麼看”，又為“怎麼幹”指明了方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深化了“怎麼看”和“怎麼幹”的認識，又進一步 明確了總體思路、主攻方向和工作重點。

變化之三：不斷完善宏觀調控方法論

在複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是對宏觀調控能力的重大考驗。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對宏觀調控的重點和手段作出明確部署。2012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各級政府要厲行節約，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錢用在刀刃上。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強操作的靈活性。”2013年，“用改革的精神、思路、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於調控之中。”2014年，“保持區間調控彈性，穩定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2015年，“實施宏觀調控，要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

幾年來，中央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完善宏觀調控手段和方法，宏觀調控能力更加成熟，護航中國經濟巨輪穩舵前進。

變化之四：政策思路從三大支柱到五大支柱

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按照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實做好各方面工作”，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完善為“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

兩次提法相比，在政策組合中增加了“產業政策要准”和“改革政策要實”這兩個要求。專家認為，這與宏觀經濟調控思路上適度增加社會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方向密切相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