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名川籍南昌起义将士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吴枫 摄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雕塑，代表着所有参加起义的将士。吴枫 摄

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蒋仁风档案

一、蒋仁风同志

随军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广州的会昌战役中身负重伤，医院治伤时与组织失去联系

二、贾佐（陈昌）同志

南昌起义前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

三、熊正心同志

与邓小平同赴法国勤工俭学，随周恩来去南昌参加起义，负责起义军的给养后勤工作

今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纪念日。当天，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布，自2017年以来，新确认、增加起义将士名录21人，这是近年来关于南昌起义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21人中，有三人为川籍，分别是：蒋仁风（1904年-1981年），四川蓬溪人；贾佐（陈昌）（1907年-1960年），四川仪陇人；熊正心（1895年-1940年），四川江津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以当时籍贯认定）。而对这三名川籍将士的寻找，是经过一番波折的。

2017年，在南昌起义9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根据读者提供的一些线索，在地方党史机构以及家属等处寻访到相关信息，并将这些资料提交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经纪念馆考证，当年即确认蒋仁风、熊正心二人为起义参加者，此后又经过反复查证，确认贾佐（陈昌）也为起义参加者。

他们的确认过程，也是寻找八一起义将士名录过程的一个缩影。自1956年成立以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健全和完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通过不断寻找，到目前为止，我们展示的共有1063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肖燕燕说：“南昌起义参加者有两万多人，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些起义参加者的线索，但需进一步认证，征集工作任重而道远。”

蓬溪人 蒋仁风。学生提供线索，老家找到档案

有关蒋仁风的线索，是他的一位学生提供的。

2017年八一起义纪念日前后，有着65年党龄的廖乾模老人给记者打来电话：“我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我的老师蒋仁feng参加过南昌起义。”廖乾模只记得老师名字的前两个字，“feng”字则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认。

1949年底，随着西南各地相继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内设公安部。1951年，廖乾模进入西南公安部担任情报员。“蒋老师当时在西南公安部工作，给我们上过课，讲社会发展史。”廖乾模回忆说，“上课间隙，蒋老师曾讲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为了确认此事，廖乾模曾给当年一起上过课的几位老同事打了电话，大家对蒋老师讲述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顺着廖老提供的线索，记者在一位老革命的回忆中发现了“蒋仁feng”的踪迹。

2011年，《烟台日报》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当地的老革命杨成栋。报道中提到，“1945年在我党川东领导人彭咏梧、江竹筠、卢光特、蒋仁丰等同志直接领导下”，杨成栋被秘密派入川东农村进行地下工作。报道中提到，“蒋仁丰”是川东游击队支队的参谋长。

根据杨成栋的回忆，蒋和江姐、彭咏梧夫妇有过交集，记者继续追踪这两人的相关资料。

彭咏梧是四川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人，在一篇介绍云阳革命历史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1947年秋，川东临委根据中共中央精神，派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党的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下川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同时派他的爱人江竹筠（江姐）和《挺进报》的吴子见、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蒋仁风去下川东，协助彭咏梧开展工作。

这里出现了“蒋仁风”的名字。根据这一名字，记者在1995年版的《蓬溪县志》上发现了一篇蒋仁风的传记，文中信息能够与上述回忆片段对应。

2017年8月初，记者驱车到遂宁市蓬溪县，在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找到了蒋仁风的档案。根据上面的记载，这些档案是1982年由当时的“中共蓬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在南充师范学院摘抄的。

结合档案，可以勾勒出蒋仁风的传奇经历。蒋仁风，又名叶南。曾使用过李大兴、坚木、单循、王天有等化名，1904年出生于蓬溪县集凤(今三凤)乡。

1926年冬，蒋仁风到武汉投考中央军事学校落榜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当兵，随部参加了纸坊桥、贺胜桥战役，后在江西由连长彭云良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蒋仁风随军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广州的会昌战役中身负重伤，后来部队冲散，蒋仁风在转移到广州医院治伤时与组织失去联系。

1928年5月，蒋仁风回到蓬溪，继续革命工作。1937年9月，蓬溪县委成立，蒋仁风任书记。1948年1月，川东临委彭咏梧等在奉节县花乡武装起义攻下云阳县重镇南溪后，不久遭敌人镇压，起义队伍转移到奉节老寨子整编，蒋仁风任该部参谋长兼支队党组副书记。

重庆解放后，蒋仁风被调到西南公安部反奸科任副科长。1953年，蒋仁风调西南政法学院工作。1962年调南充师范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1981年6月13日病逝于成都，享年77岁。

随后，记者将这批档案复制，经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盖章确认后，全部寄送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经纪念馆查证后，确认蒋仁风为南昌起义参加者。

此后，记者又联系上居住在成都的百岁老人林向北，他曾与蒋仁风在川东战斗过。据他回忆，蒋仁风因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川东党组织内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林向北是“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陈联诗的女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解放前

夕，蒋仁风还和林向北等人一起，积极营救被关押在“渣滓洞”的战友。

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存有一张蒋仁风的黑白照片，为目前仅见。

仪陇人 贾佐（陈昌）。确认过程历经近十年

贾佐真名为陈昌，他的认定过程很是曲折，最终在蒋仁风的档案中找到了相关旁证，为确认工作带来突破性进展。

早在2009年，陈昌之子陈龙狮就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取得联系，表示他父亲曾参加过南昌起义。陈龙狮手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一份陈昌《自传》，但很遗憾，这是一份陈家自己保存的抄件，因此权威性较低，其事迹又缺乏其他佐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其“存疑”，没有列入名录。

2017年8月，陈龙狮与记者取得联系。据他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组织了解其历史，陈昌写下这份《自传》。

根据陈龙狮提供的资料显示：陈昌(1907—1960年)，四川仪陇人。1927年4月，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师(应为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南昌起义前，陈昌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自传》中，陈昌还讲述了起义失败后，他受命将率领“贺龙手枪队”交给李明柯(即李鸣珂)这一细节。

由于在此前的相关文献中没有出现过“贺龙手枪队”这个独特组织。2009年，陈龙狮曾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寄去信，请求调查和核实有无“贺龙手枪队”。2009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了编号为“(2009)333号”的答复函件。函件称，由于缺乏史料，仅依据现有个别史料论证如下：

1、“贺龙手枪队”在起义前是存在的，由于第二十军是全军参加起义，可以认定“贺龙手枪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2、在南昌起义前，陈昌是否是“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现还没找到有关史料依据，也没有任何回忆史料提及，难以做肯定回答。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主持下，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但警卫营是不是对“贺龙手枪队”的改造版，李鸣珂是否有前任，现也没有史料佐证。

李鸣珂是四川南部人，1930年牺牲于重庆朝天门。陈昌的线索因此一度中断。

巧合的是，2017年8月，记者在寻找蒋仁风的档案时，发现一条重要的记载，蒋仁风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秋，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当兵，当选团党部执行委员。”

关于这一段经历，档案里写到“重庆局贾佐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昌曾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而贾佐正是陈昌的20多个化名之一。在陈龙狮提供的陈昌《自传》中，也提到证明人为“蒋仁风”：“当时，蒋仁凤同志系同连队，系我排第九班副班长。”并注明“这段历史请组织上找蒋仁凤同志证明，他现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文中“蒋仁凤”为“蒋仁风”之误。

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另一个旁证来自林向北。

林向北回忆说，他的岳母陈诗联、他的父亲以及他自己从1936年起就与陈昌相识，一同战斗。因此，林向北有机会经常听到陈昌讲述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后来，陈昌因执行其他任务，与林向北等人失去联系。

林向北回忆，直到1949年8月份，华蓥山游击队队员徐荣恒告诉他，在重庆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佐。贾佐当时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

“交通一旅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当时我们正在筹划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林向北说，虽然对陈昌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毕竟当时已多年没有见面，再加上敌情复杂，就将贾佐的情况向蒋仁风汇报。

“一听到是贾佐，蒋仁风当时就说，他知道贾佐，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佐还是他的领导。”林向北说。

2018年，101岁的林向北又将相关回忆文字寄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将《自传》材料、蒋仁风档案以及林向北回忆等资料交叉对比查证后，最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确认陈昌是起义参加者。

江津人 熊正心，牺牲77年后，身份终得确认

有关熊正心的线索，来自他的家人。

2017年7月29日，成都市民黄兴棣打来电话：“我爱人的爷爷熊正心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回到四川进行地下工作时被杀害。”黄兴棣说，由于爷爷熊正心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家人对他的革命事迹只知道大概，不了解细节。

不过黄兴棣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材料。这份资料来源于当时江津政协委员的一份关于“收集整理熊正心历史”的提案。这份提案被转到“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后，于1997年形成书面材料。

这份资料显示：熊正心，四川江津人，1895年生。1923年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和同志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被法国当局驱逐。党组织安排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在此期间和郎明钦结婚。1927年受党的指示回国参加大革命。在全国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任政治指导员，后任警卫团党代表。在汪精卫大肆屠杀的时候，周恩来亲口告诉熊正心去九江开会，接着随周恩来去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他负责起义军的给养后勤工作。后到广州争取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作战受伤，组织将他抢救转移到上海。

熊正心到上海后，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主要任务是给周恩来做秘密联络工作。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熊正心的弹伤恶化。1930年遵照党的指示，夫妻二人转移到四川，以教学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熊正心边工作边治病，1940年春，熊正心在治疗过程中，被敌人下毒遇害牺牲。

根据黄兴棣提供的一份家中保存的资料显示，1981年熊正心的夫人郎明钦曾给中央组织部去信，介绍了她和熊正心两人的经历和家庭情况。经过对比发现，江津党史研究室对熊正心的文字介绍，主要内容源于这封信。

郎明钦是四川地区早期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83年逝世，《四川日报》曾刊发讣告。

此后，记者将黄兴棣提供的资料提交给长期从事南昌起义人物研究的南昌八一纪念馆研究人员肖燕燕。肖燕燕说：“从熊正心的经历来看，应该会有其他记载或者回忆录提到过此人，但从他回国后，几乎不见关于他的记载，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肖燕燕表示，不排除熊正心当时用了化名，导致本名信息缺失。

随后记者在更大范围做了资料收集工作。最终在一封余增生给周恩来的信中，找到了证据。

南昌起义时，余增生是叶挺部七十三团的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余增生离开部队。

1927年12月22日，余增生给周恩来写信讲述“汕头失败后的出走经过”。在这封信中两处提到熊正心，都是以证明人的身份出现。

余增生的这封信收录在《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中，1982年出版。肖燕燕说，该书属于原始档案汇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17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据此文记载，认定熊正心为南昌起义参加者。

与此同时，西南交大人文学院原院长鲜于浩教授又提供了关于熊正心的早期活动资料。

鲜于浩长期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据他介绍，熊正心在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就读，和邓小平同班。1920年，熊正心和邓小平等84人乘坐同一艘船启程前往法国。“当时留法进步学生，很多都被委以重任。”鲜于浩说，在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中，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等人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

鲜于浩说，关于熊正心回国后的事迹不清晰，可能跟他后来从事的特殊职业有关系。作为一段后话，江津解放后，郎明钦向人民政府报告了此事，杀害熊正心的凶手被缉拿归案，在押送途中畏罪投河自尽。

如此，关于熊正心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蒋仁风及其档案照片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熊正心、陈昌照片由其后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