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花事件再次暴露“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软肋——标准。设在瑞士的BCI凭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敢对中国棉花“下手”,主要是因为标准在它手里。
标准是贸易运行的基本规则,标准和合格评定影响着全球80%的贸易。我们生活在一个标准为王的时代。据统计,全球共有80多万种标准,真正成为国际标准的只有大约2%。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际标准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
掌握标准,就等于掌握市场的引领权和产品的规制权。否则,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所谓“三流公司卖产品,二流公司卖技术,一流公司卖标准”。中国企业已经吃了不少“三流公司”的苦头。以手机为例。当年中国企业自主开发3G手机的技术标准时,《华盛顿邮报》就刊文预测,一旦中国能够成功研发出自己的3G技术标准,它将不必再向国外公司支付巨额版税。
德国专利信息分析机构IPLytics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华为、高通、中兴、三星电子和诺基亚。标准已经成为引领华为冲击行业高地和扩大市场、营收份额的一面旗帜。
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推倒或颠覆原有标准体系而重搞一套。未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新标准的确立,在体系中增加我们的引领与主导能力,并促使体系做出调整改革,争取到决策参与权与话语权。我们仍然需要合作,这也是在与标准背后的西方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制造”是跟随着国际标准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标准对“中国制造”的发展起到引领、促进和拉升的作用。往前看,“中国制造”仍将继续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在全面提升的同时向上游靠拢。现在的中国标准中,有些已经领先,这是在中国工业化不断加速和扩展的进程中取得的成果,既是原有国际标准的延伸或升级,又包含自己的创新。
2016年5月,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当时已有189项标准提案成为ISO国际标准,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中国在国际标准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虽然在一些关键领域或优势领域,重建了新标准,但运用这些新标准仍需与国际市场有更多、更长期的磨合。
笔者多年来在对海外中资企业承包基建项目的调查中发现,中企在标准领域的突破非常艰难。基础建设项目大多都是桥梁、水库、电站和公路铁路的建设工程。中企在国内大规模发展中,取得了很多技术创新,对不少国际标准都实现了超越。但是,每当中企在海外将这些中国标准运用于类似项目时,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
遇到这样的麻烦,中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监理部门、发包方,并用实际效果来证实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可行。很多时候,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标准上去。现有的国际标准体系是长期形成的,我们对在标准领域的攀升应当具有足够的耐心与更长远的世界眼光。这不是一个“我的更好,你就得用”的简单问题,我们只能在一个由西方创立的标准塑造而成的产业体系中探索前行。
中国标准面临的阻力是多重的。从新疆棉花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中国产品的质量过硬,符合标准,但品牌受制于人,还是会被某些西方政治力量所利用。而从5G的情况看,我们越往上走,难度就会越大。“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布了285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主导制定47项国际标准,涵盖企业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这一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博弈的重点。
中国制造业需要努力达标,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遵循中国人创造的新标准?美国近来不断出现要让制造业回归的呼声,但全链条的回归显然已无可能。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将已经占据的价值链让出。怎样充分发挥国家的设计与调控能力,在竞争与合作、开放与管理、维护利益与让渡利益之间作出权衡,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精密的“计算”。(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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