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拜登总统就职以后，很多人期待的中美关系转机迟迟没有到来，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因素有三个，分别为国家实力接近、价值观念差异增大和认知误差。只要这些因素存在,领导层的更替最多只能对认知误差有所影响，并不能改变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实力不断接近，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基础性因素。上世纪70年代中美走近时，正是有史以来中国与美国力量差距最大的时候。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以美元表示的中国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州。通过拉拢中国，美国既可以加速中苏同盟体系的解体过程，帮助自己从越南战争的泥潭里解脱出来，又不需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当时，中国除了几颗核武器以外，没有更多可以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手段。直到20世纪末，美国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现实威胁。美国认为，在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里，世界上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可以动摇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9·11”事件以后，美国还没有很快认识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可能性，仍然把美日关系视为美国在亚太战略的主要支柱。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随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开始引起美国广泛而深切的关注。2013年以后，中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开始向真正的大国战略方向迈进，“一带一路”、亚投行和永兴岛扩建等重大倡议和工程相继启动、完工。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国力量变化已经导致对外战略的变化，已经不再掩饰自己挑战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已经从美国的潜在战略威胁变成现实战略威胁。到了特朗普总统时期，这种解读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价值观念差异增大，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二大因素。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自由化改革就是政治自由化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正离开苏联模式，走在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上。这种认知曾长期是美国知华派游说美国中间派、施压美国反华派以维持中美关系的重要逻辑基础。现在，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改革驶回苏联方向，离开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则有人认为，美国已经赤裸裸表达推翻中国政体的意图，已经不可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存。中美双方对对方的价值观期待同时下降。双方都开始有人把当前的中美价值观关系，视为美苏式的关系。
价值观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础政治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具体的人权和民主议题，如少数民族权益、地方自治权等问题。在基础政治制度层面，共和党人坚持最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与社会主义的差异非常大。但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却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主权和利益等议题，在具体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反而与中国争执不多。美国民主党则相反，有社会主义和大政府的倾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反感程度其实比共和党要低。但是，民主党人却非常在意一些具体的民主和人权问题，这又让民主党执政的美国在具体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争执会增加。
认知不对称甚至是误差，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诱因。一些中国人的过度乐观与一些美国人的过度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有些人认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已经不需要延续以前与美国打交道的方式。美国确实大不如前。在20世纪，美国的国际地位有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是打赢二战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硕果仅存，几乎是只手打造出一个现代国际秩序。第二次是打赢冷战以后，人类社会史无前例进入一超独霸的时代，美国尽享胜利红利。但盛极必衰，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先后经历“9·11”事件、金融危机和特朗普陷阱等三重挑战，国家实力相对下降，道义优势绝对下降。虽然如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吸引力、最具有创新力的国家。美国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和国际体系中的领先优势，仍然是任何其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撼动的。
在政治上，美国有些人则对中国的前景过度悲观。美国一些人忽略了40多年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强大塑造能力，也低估了改革开放受益群体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影响力。中国在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会与美国式民主有较大差异，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过去，成不了、也不会是第二个苏联。中国的软实力有所上升，但我们的合作伙伴要么是利益追求型，要么是风险规避型。愿意追随、复制中国发展模式的国家，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是非常少的。
在这三大因素之中，国家实力的对比关系是客观因素，传统上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是很难改变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背景之下，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大不如前。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的突然恶化，主要是与价值观和认知这两个因素的突然变化直接相关。如何让中美关系回归现实主义常态，避免让中美走向冷战式对抗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两国的共同使命。（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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