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不久前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后来居上赢得疫情胜利”的评论文章，声称虽然美国已有56.4万人死于新冠疫情，但美国已经“后来居上”，成为疫情最后的赢家，中国反会“陷入全面劣势”。56.4万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更令人发冷的是文章中充斥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新冠疫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针对疫情的斗争只有共赢或共输两种结果。有关全球疫情防控的“零和思维”无益于共赢，反会导致共输。
有效的全球疫情防控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于“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考量加剧全球疫情防控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侵蚀疫情防控合作所需的国际政治共识基础。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国家间的关系是共赢而非竞争。这种非竞争性也决定了中美之间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任何以“零和思维”为主导、以地缘政治为主要考量的疫情防控政策，都将为全球疫情防控合作带来困难。
全球疫情防控问题是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各国需要解决疫情防控的政治决定因素。然而，这种政治决定因素的解决并非蓄意为潜在合作制造政治障碍，而是要大力营造双方合作所需的有利政治氛围。作为世界性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我赢你输”心态去看待全球疫情防控问题，只会使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中美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全球疫情防控不适用任何“历史模式”。毋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传染病危机与当下的新冠疫情有共通之处，历史的认知和经验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历史无法重复，任何危机都具有特殊性。唯有吸取历史教训，而不是固守所谓的“历史模式”，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危机。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应对方面之所以高效，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吸取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如果将危机应对的“历史模式”奉为圭臬，引以为豪，那么在新的危机降临之时，也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然而“美国后来居上赢得疫情胜利”的文章将疫情比作两次世界大战，称其符合美国“开始时表现糟糕，随后通过戏剧性转折赢得胜利”的“历史模式”。而且文章认为，虽然美国疫情已经导致超过56万人死亡，但美国不是疫情的“受害者”，反而将居于“日益强大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美国的这种“历史模式”是无比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如果证明这种“历史模式”的正确性需要以数十万人生命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历史模式”无疑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模式。在全球传染病防控领域，如果说有什么“历史模式”的话，那么也应该是基于科学、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坚决抗疫的模式。
第三，唯有实际行动才能彰显“全球抗疫领导者”地位。美国确实曾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无论在1950年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对卫生治理多边主义的承诺和强调，还是美国对世卫组织发起的全球根除天花运动慷慨支持，都彰显了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力。但随着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经过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与全球卫生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渐行渐远。
但以上述文章观点为代表的一些人却认为，美国应当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开明领导”，美国依然有很好的机会把自己宣传成“全球抗疫领导者”等等。但事实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直在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并未在这场人类共同危机中扮演好“全球抗疫领导者”。例如，拜登政府继续前任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防生产法案》的政策，在印度疫情全面失控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美国政府对新冠疫苗原材料的出口限制。鉴于印度是全球疫苗生产大国，一度承担全球60％的疫苗生产，美国对疫苗原材料禁止出口的做法无疑给全球疫苗接种进程蒙上一层阴影。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确实取得不小的进展。例如随着美国国内疫苗产能增加，美国国内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30%。但如果认为现在“是该重新定义谁才是赢家谁才是输家”的时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充满诸多变数的背景下，将传统国际政治中的输赢心态或“零和博弈”置于卫生外交政策之中，实属不智之举，这不但不利于大国之间开展疫情防控合作，而且有违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如何使国际社会在“政治化”病毒方面实现免疫，对于实现人类传染病疫情中的“群体免疫”至关重要。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有国家命运与共，只有同舟共济，协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实现全球卫生安全之道。（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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