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长高拉乔尼星期三宣布,他将把拟建中的复旦大学分校周边街道重新命名,冠之以“达赖喇嘛路”“光复香港路”等挑衅性名称,他的这一宣布立刻被西方舆论捕捉到,并被加以放大。
匈牙利是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最积极的中东欧国家之一,它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对华态度在欧盟内部尤显突出,比如它对欧盟因新疆问题制裁中方人员持反对态度,它还是第一个使用中国国药疫苗的欧盟国家。
高拉乔尼是匈牙利一个小反对党的领导人,他有意代表匈六个反对党明年发起挑战,角逐总理的位置。为此他需要搞事,打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误导选民对复旦分校的看法,围绕该分校制造对立,这就成了他的噱头。
政党斗争本是匈牙利的内政,但它烧到了中匈合作项目上,反映了欧洲舆论大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对华偏见,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借具体事件激活。那些人和力量或者以向中国发难为目的,或者借挑动反华搞内部政治斗争,或者两个目的兼而有之。
匈牙利社会对中国总体上是友好的,中国是匈去年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今年一季度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64.7%。同时暗流涌动也会是匈牙利对华关系的常态,中国必须有能力驾驭与此相关的各种麻烦和风险。
复旦办布达佩斯分校,这并非中国高校走出国门的首例。2011年老挝苏州大学在万象成立,2014年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揭牌,同年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外校区,做出了各自的探索。
最近几年美国带动了盟国对华关系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匈牙利有可能面临更大压力,高拉乔尼最新跳出来表明,那些压力有可能部分转化成针对复旦分校的舆论指摘以及该校的更多风险,复旦方面需要对此有所准备。
中国的各种机构向外走,需要它们自己的承受力,也需要中国国内公众看到一些不愉快信息时的承受力。中国继续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各种机构向外走的过程,扩大事业规模意味着必须能够处理好迎面遇到的不同反应。总是没有抵触是不可能的,无论从机构还是国家的角度,我们要能够准确定义抵触所导致损失的性质,从而采取恰当的策略。
中国的大多数伙伴都有国内的政治不确定性,中国与其中一些国家扩大合作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是回过头来总结,那些政治不确定性对中国与它们合作的影响不像在变化最初发生时看上去的那么大,子弹飞过一会后,互利合作所对应的规律大多数经受住了考验。所以时至今日中国成为了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对外投资在绝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中国应当坦然、乐观,我们不断积累的对外开放业绩就是我们面对各种复杂性时的底气,在我们的这种底气面前,布达佩斯市长高拉乔尼这样的政客就成了一个小丑。希望匈牙利的政治法律秩序能够约束他的极端挑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人也无需生气,我们大大方方地该怎么回应就怎么回应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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