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主任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国安法对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保障作用。正如夏主任所讲，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2019年的社会乱象中在反中乱港分子煽动下部分受蛊惑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的怨恨让人触目惊心，有了国安法的硬性保障的同时，如何在国民教育中，尤其是在香港青少年中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的紧迫性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关键在于，作为在一国两制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如何做到精准实施，有序见效。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香港本地青少年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长大的。虽然他们大多数成长在回归后，但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大多数青少年的父辈和祖辈来到香港的经历都伴随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祖国内地在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艰辛的探索而出现的严重挫折和困难。与之相对比的是，六十年代以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以及港英当局统治手腕的调整，当时的香港社会各阶层得到了一些福利，在经济上相对于内地有了较大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优势。部分「高等华人」也逐渐被港英当局纳入行政和立法机构，这就形成了香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和包袱，有学者总结为「香港的本地政治话语对于中国这个政治母体的描述往往是脱离事实的妖魔化，而对于英国殖民者则是给予同样超出事实的拔高和美化」。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直接使用居高临下的说教和教条的方式，恐难卓有成效。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按照三段论的步骤逐次推进，首先必须是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为基础；继而进行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国情教育；在两者都已经深入的基础上才能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前进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历史。同时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拨乱反正，以「去殖民化，留现代化，再中国化」为指导思想，只有因地制宜，符合香港的特殊背景才能真正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在港英统治时代，当局以培养殖民地驯服顺民的教育模式，刻意回避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而殖民地精英受到西式教育的熏陶，无法跳出西方话语权下的民主自由论述。从理论上看，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贤能政治理论应当是在香港开始去殖民化教育的基石。根据相关学者的总结：传统中国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是「自然社区」，也就是天然的、由数十户组成的、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居住社区。由自然社区而行政社区，由血缘关系扩张到虚拟的血缘关系，由小家而中家而大家，我国就有了庞大的、由近及远的社会，有了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大家庭」，即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同构」。与西方不同，我国人际称谓迄今依旧流行血缘称谓，所有人互称爷（举个例子，就算是对中央权威不认可的少部分香港人也会形象地把中央叫做「阿爷」，这个就明显是大家长的意思）奶，叔，姨，兄弟，姐妹。在学校里，学生彼此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没有小家、中家、就没有国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而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与上帝，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是「契约」关系，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责任」的伦理准则就渗入并影响了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这个准则延伸为政治观念就是「民本主义」。
西方文明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各种版本的「历史的终结」「自由的崇拜」「民主的胜利」。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德并非源于宗教，而是源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即「孝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孝是回报父母养育，悌是敬重兄长。孟子说，「入则孝，出则悌」有孝方有忠，有悌方有信。对长辈尽孝，对同辈敬重，就有社会的「忠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强调「抑制豪强」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分肥。
概言之，中华是个独特的文明，立国之本与西方不同。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各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立国，而中国以「视民如子」的治家之道立国。孝悌忠信是我国社会的伦理，礼义廉耻是我国政治的伦常。先有家庭道德，继而社会道德，再有政治道德，这就是家国同构。因为家国同构，不是强大阶级集团统治的国，自汉朝以降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故有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修身修什么？「四书五经」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开篇头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广大百姓为自己的亲人，就是明德，就是最大的学问。亲民的化境是「至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大家庭」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香港回归二十年来，由于去殖民化不彻底，教育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民族精英手中，在殖民地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潜在的观念多是认为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传统优于中国传统。香港经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中国的传统是建立在「故宫」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白宫」基础上。如果以「白宫」的建筑审美和标准评价「故宫」自然是问题多多。但就跟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其政治模式、发展道路不可能建立在西方价值观上。当然，洋为中用，以西人之长为中国之借鉴，在内饰装修上学习「白宫」的建筑技巧和长处，是绝对应该的。但香港的反对派的根本政治理念建立在「拆了故宫建白宫」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高屋建瓴的角度论述中国政治文明中「家国同构」与「贤能政治」的独特价值。在中华文化的政治话语中，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通俗理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家长」，「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观念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基础上的，必须在香港的教育体系中的得以贯彻。
香港的教育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烙印，在回归以前，有关现代中国以至当代中国的内容被完全排斥在教育制度之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地理以及较为近期的历史发展，都无法进入学校的正规课程。结果是数十年后大部分香港年青一代对中国现状茫然无知，民族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就可想而知了。更为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在香港某些便有用心学者的论述中，香港作为一个类似「城邦」的政治实体有所谓独特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把香港历史和社会演进的发展维度与英国而不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香港回归已经二十余年的今天，这种论调是别有用心的。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主张「台独」的民族罪人们正在处心积虑地把台湾与祖国大陆割裂起来，发明了「南岛民族」「新南向」「本土化」「同心圆史观」等一系列篡改历史，为台独张目的史观与教材。欲灭其国，必去其史，而在香港，「城邦论」「民族自决论」也凭借互联网的传播而快速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前两年的黑暴运动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是风向乃至旗帜的问题，更事关国家认同与民族下一代，「兹事体大，不容有失」。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洗雪百年国耻，更标志着香港再次成为大一统中国的一部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这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重大事件。在中国的土地上将殖民主义终结，是抗战胜利以来民族复兴历程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可谓「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冯友兰先生曾在抗战胜利后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一段话可以作为在香港实施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教育的导言和纲领。让所有反对派的论述相形见绌。在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应减少内地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为本位的教育，在塑造香港同胞的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观念时，切忌意识形态的教条。在教材和学者的选择上，应当从冯友兰、钱穆、南怀瑾等以中国历史和传统为本位的学术大师的著作和史观为主。如钱穆先生在其不朽的《国史大纲》序言中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香港教育乃至整个舆论界今天的乱象，都是反对派在「反共」「拒绝染红」「民主」的名义下排斥整个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以钱穆、南怀瑾等学者「一生为故国招魂」的抱负彻底扫除殖民主义在今天香港舆论界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重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国精神以推行国民教育。
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经历八九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还斩钉截铁的认为「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建设的阶段，中国在1920年时像历史的南北朝，现在则像隋朝，唐朝复兴的开始，一切组织建设刚刚开始。不是一个混乱的时候，而是一个新局面出现的机会。以七十年的时间完成魏晋南北朝三百五十年的改造，也就难怪过度期间动乱之剧烈了」反对派每天以所谓「独裁」为号召抨击中央，给人感觉中国现在像清朝末年一样，完全否认中国从中国朝代历史的例子看来，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例子看来，已经完成了从破坏的阶段而进入了建设的阶段。完全无视「从长时间合理性看来，中国正进入一个统一和建设的周期，而不是一个分裂与破坏的阶段，在历史上讲，中国现在是在长期动乱时候，到了一个促成和平、统一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动乱的机会。四分五裂，打起仗来，不是历史基点所指明的方向。」黄仁宇先生曾经是与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军官，后来一直在美国大学学习和教授中国历史，难道他本人也被洗脑了？正是建立在对国情充分认知基础上的有大历史观人才能得出这样的判断，这才是香港应当推行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真谛。
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推广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则是最敏感的议题，也最容易最经常被反对派操弄社会动员。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看待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国民教育就无从谈起，前一段香港社会各界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也是制度自信的反映，如果连宣传都不能大张旗鼓的做，人心又能如何回归呢？
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以及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按照顺序（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方案）来，绝对不能倒过来，使用政治教条。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分离、分治状态下，香港的政治文化、政治话语与政治菁英早已不属于中国本土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香港社会的主体，都曾经有特殊的历史遭遇。对于内地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而给人民造成的伤害，不能回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奋斗，也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只讲「光荣伟大正确」。要从中国近代史讲起。
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在我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掠夺领土，欺压民众。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广土众民，为什么屡战屡败呢？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统治阶级昏庸腐朽，劳苦大众愚昧麻木，中山先生奋斗一生，都没有实现振兴中华的毕生夙愿，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靠中国共产党完成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决不是一句政治教条和口号，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既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战斗力和执行力。「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在中国这个以小农为主的社会中是革命性的变革，同时党又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和民众之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始终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又与苏联和东欧等国失去政权的共产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显著的政治优势。从一个当年只有几十人，只能在旧上海的租界里秘密开会的在野小党，到今日沧桑百年，有8900多万党员，领导近14亿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伟大道路的领导核心，难道是靠「专制独裁」就可以的吗？那世界上那么多独裁政府为什么被推翻倒台，而中国却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好呢？那些扣独裁帽子的人是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的。
对于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挫折也不能回避，但更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有在实践中自我纠错、自我革命的强大能力。从文革时代的「批林批孔」「破四旧」的极「左」思想泛滥到今天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从「一大二公」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再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施，无一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风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对于反对派经常拿来说事的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些曲折探索和不幸事件，在香港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也是回避不了的。但诚如黄仁宇教授所讲：「中国的事情必须有忍耐性，长时期地慢慢来变化。历史不会平白地重演，尤其是以中国过去数十年牺牲之大，破坏之深，才能达到今日的局面。如果小不如意，即认为现局不能算数，需要一切重来，那不能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切合。我们理解，『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无疑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反对派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作为爱国爱港力量，就要发挥优势，从更高的历史视角和站位，去展示一个民族复兴更广阔的图景和画卷。
去除港英殖民化，发扬制度现代化，彻底实现中国化，要更多的引导香港本地青年认识国情：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不具备西方国家全球扩张殖民的历史条件，只能依靠内生发展积累，这就必然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满足所有个体的全部要求，这就是集体主义的由来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就算香港按照反对派「民主万能」「真普选」的思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积也永远无法达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水平。因为今日欧美居民享有的很多物质条件和奢侈的政治制度是西方几个世纪全球扩张殖民的「成果」。而这是以当地原住民的苦难为代价并且不具有广义的可复制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没有被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把中国方案融入香港青少年的心底，才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作者系香港华菁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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