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12月26日是苏联解体30周年纪念日，随着乌克兰危机、波白边境“难民危机”持续升温和发酵，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对抗愈发激烈。“冷战”这个似乎已经在历史中沉睡已久的词汇，再度被重新加注到当前的俄美关系以及东欧局势之中。
日前，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分别提交了关于制定安全保障措施的协议草案，要求北约停止在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领土上进行任何军事活动。在这场关于战略安全空间的争夺中，俄罗斯坚持“不应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安全”的原则，向北约东扩划出一条线”，而美西方则以“任何国家均不能干涉别国加入北约的意愿”为由，继续撩拨一些国家渴望融入西方的情绪，并加紧针对“俄罗斯威胁”酝酿新一波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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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70年前相比，北约的边界向莫斯科方向推移了1000公里
苏联解体后，北约于1999年开启向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扩张之路：1999年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2004年的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2009年的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2017年的黑山以及2020年的北马其顿。至此，苏联的东欧盟国都加入了北约。
英国《金融时报》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都无视俄罗斯的反对，现在又准备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一步向苏联的心脏地带扩展，碰触到了俄罗斯的红线。
打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版图可以发现，跟70年前相比，北约的边界向莫斯科方向推移了1000公里，苏联在东欧留给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已经基本被北约挤压殆尽。但长期以来由于担心俄罗斯的反应，除了暗中进行的大量军事合作外，北约并没有公开在中东欧国家派驻长期军队，武器配置也处于“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状态。
伴随着东扩进程的加快，北约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持续向东推进。特别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罗斯以来，北约对俄罗斯的军事施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在当年英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制订通过了“北约联合部队战备行动计划”，把提升北约“东翼”的快速反应能力作为军事建设的主要方向。
由于自身军力有限，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国一直视俄罗斯为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并担心自己成为美俄博弈游戏中的皮球，多次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本国长期驻扎。在2016年北约华沙峰会期间，北约决定进一步加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的前沿军事存在，以及对黑海地区局势的控制。2018年，波兰总统杜达在访问美国时甚至提出，愿意出资20亿美元建立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堡”，而近段时间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恶的立陶宛也多次“哀求”美国在立陶宛部署永久性部队。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在地面部队方面，北约目前已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各部署了一支规模约1500人的营级多国部队，并在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设立了5个师级指挥所。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不断推进增兵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美军规模将达到1万余人，并配备有100余辆坦克、400余辆各型车辆和约50架直升机。
2020年8月，按照美国与波兰已完成的《增强防卫合作协议》谈判，美国向波兰增派约1000名驻军，驻波兰美军人数将增加到至少5500人，包括美陆军第五军司令部的前沿人员和一个师司令部，以及情报、监控和侦察人员等。但北约在中东欧国家的驻军仍为轮替驻军，部分中东欧国家寻求的永久驻军、设立军事基地等未能实现。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空区域里，北约依托在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地的空军基地，经常组织针对俄罗斯的空中侦察和警巡活动。北约联合海军的常备舰队和各成员国的舰船也定期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展开巡航和侦察行动，有关北约与俄罗斯发生舰机冲突的消息层出不穷。
除了因日常战备活动产生的军事摩擦外，北约在俄罗斯周边举行的各类军事演习也时常刺激着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2017年以来，北约在中东欧地区进行军演的频次以月为单位，有时甚至是几个演习同时进行。今年5月至6月，北约在欧洲多地举行了代号为“欧洲捍卫者2021”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在爱沙尼亚启动，设想北约东部地区盟国遭受“敌人”侵袭，北约据此向盟国提供军事支援，其间共计约4万人和1.5万台装备参加了演习或参与了军事支援方案的验证，规模创下25年来之最。
与北约加大兵力部署、升级军事活动带来的现实威胁相比，北约在俄罗斯周边推进军事基础建设、增强战争潜力的举动更加让俄罗斯忧心忡忡。比如：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新建码头、扩大泊位、疏浚航道和修建油料补给设施，提升北约海军海上运输和补给能力；斥资协助东欧地区国家修建兵营、训练基地以及装备储存和维修设施，改善相关地区道路、桥梁、隧道、机场等交通环境。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过去的10-15年里，北约总共在东欧地区国家升级了20个机场，使其在东欧前线能够同时保障300多架战斗机和近30架战略运输机及加油机展开行动。
一条奇怪的“宠物绳”
21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北约东扩的背景下，美西方持续加大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渗透。随着一系列“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的爆发，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或是实现了登台执政，或是在本国的政治分裂和对立中埋下了种子、积蓄了力量。在向东还是向西的选择上，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已经渐行渐远。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上台，并开展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格鲁吉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是在美西方的拉拢影响下，格鲁吉亚也在反俄的政治道路上愈加激进。
2008年，随着俄格冲突的爆发，格鲁吉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了重大冲击，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也再度激化，这既让格鲁吉亚认清了美西方空洞的安全承诺，也让格鲁吉亚开始明白其安全和经济发展依然摆脱不了对俄罗斯的依赖。
目前，格鲁吉亚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愿依然强烈，国内反俄的民意也依旧汹涌，但是身处俄与美西方地缘政治斗争前沿的现实，仍无法让格鲁吉亚对未来做出明确的选择。
2004年以来，乌克兰“橙色革命”和之后的俄乌天然气争端，让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开始走上加入北约的道路。虽然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俄乌关系得到了一定修补，但在美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下，乌克兰国内亲美与亲俄势力间的矛盾冲突于2014年彻底爆发，并最终以亚努科维奇的下台收场，俄乌关系开始急剧恶化。
此后，随着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罗斯和顿巴斯战争的爆发，乌克兰与俄罗斯这对兄弟间的对抗，也开始让俄罗斯与美西方的角力摆在了台面上，并不断呈螺旋式上升。
在向西方交纳了无数“投名状”后 ，如今的乌克兰只剩下割裂的政治和低迷的经济。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预计明年年初乌克兰将面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届时将会对乌克兰本已脆弱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造成毁灭性打击。为此，乌克兰当局目前只能借助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并与美西方进一步捆绑。但是对于俄美间的大国对抗来说，乌克兰自己的选择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近年来，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国内的亲西方政治势力也开始逐步占据优势，亲欧远俄的政策趋势也日益明显。但是与格鲁吉亚一样，在经济利益与地缘安全的进退取舍上，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也面临着两难选择。2018年，在议会选举期间发起多轮抗议活动后，亚美尼亚反对派领导人帕希尼扬如愿当选总理，随即便雄心勃勃地开启了融入欧洲的进程。但随着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再次爆发，战局的进程和结果让亚美尼亚当局再次认识到失去俄罗斯支持的后果。
而在2020年末的摩尔多瓦大选中，亲欧的桑杜击败了亲俄的前总统多东，摩尔多瓦也开始加快了加入欧盟的步伐。今年12月，摩尔多瓦总统桑杜明确表达了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迫切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欠款催费通知。
当前，对于东欧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国家而言，他们或是与邻国存在领土纠纷，或是国内冲突尚未平息，因此均不具备被吸纳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现实条件。但即便如此，这也丝毫不妨碍他们亲近欧洲的努力，美西方也乐于利用加入欧盟的诱惑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影响，并借助他们升级对俄罗斯的围剿。
2009年，欧盟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出台“东部伙伴关系计划”，除白俄罗斯后来因与美欧关系交恶退出外，剩下五国与欧盟则依据该计划不断密切接触。但从近些年的成果来看，上述五国每一次与欧盟的接触合作，除了带来地缘政治形势的起伏外，似乎从未使他们与欧盟的距离真正缩短，正如俄罗斯媒体评论的那样：“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就像一条奇怪的“宠物绳”，既不让宠物逃走，也不让宠物接近主人。
地缘政治与世代更替
如今，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中，有的早已完全倒向西方，冲在反俄的第一线；有的继续与俄罗斯维持着紧密的关系，形成了“后苏联空间”；还有的则在亲俄和亲西方中不断摇摆，陷入了“东西困境”。在这场大国博弈的棋盘中，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虽然既有风险，又有利益，既有威胁，又有诱惑，但更多的仍然是处于地缘政治旋涡中的现实与无奈。
在历史上便素有反俄传统的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解体后便迅速投入西方的怀抱。相较于三国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其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更能成为欧盟和北约接受他们的最大理由。因此，为了博取西方的经济支持、维系自身在欧洲的地位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压力，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只能“无奈”地选择站在同俄罗斯斗争的最前沿，积极扮演着美西方“新冷战”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
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经过漫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转轨，普遍都形成了经济靠欧盟，安全靠北约的思路。长期被大国支配的恐惧，以及民族之间的新仇旧怨使得它们并没有太多选择。即使像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样希望独立发展对俄罗斯关系的国家，也面临着来自欧盟和北约的威逼利诱，很难实现中东欧地区整体外交和安全观念的变化。
捷克纽约大学布拉格分校校长基里·佩何撰文表示，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敌视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很多现实层面的原因。在东欧剧变后的几十年里，很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痛苦的经济转型，有些人开始怀念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定。尤其是之前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党，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时代接受的教育，他们处理和应对危机的一些做法都是借鉴自之前的经验，如2008年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等，很多思路来源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大政府和集体主义的做法，整体上换取了中东欧地区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随着中东欧国家人口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那些对共产主义时代余晖仍有怀念的一辈逐渐从政坛谢幕。在最近的捷克议会选举中，捷克共产党——欧洲唯一拥有议会席位的共产党——没有超过5%的门槛，首次没有代表进入捷克议会。
与此同时，出生于东欧剧变前后的年轻一代政客开始在中东欧政坛日益活跃。他们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教育理念，对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有着天然的厌恶和排斥，同时他们又深谙民主政治的选举之道，通过反俄反共等口号式表演赢得了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的挑唆，使得中东欧国家很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
（环球时报记者 隋鑫 于洋 柳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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