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不隐

一

襄阳好山水，最宜隐逸。登武当山可振衣千仞冈，临汉水则可濯足万里流。然襄阳自古却少有真隐者。若论享清福，谁都愿做隐士，世上充耳皆闻欲隐不得的喟叹，无论假意或真心。若说襄阳之真隐者，汉江是第一大隐。汉江极是壮阔，立岸而视，不见水端，有时平波缓进，有时深不可测。汉江比长江更古老，但自长江出世，汉江便归隐了。

襄阳历史上，有不少能隐而不隐的高士。襄阳隐士，首推卞和。和氏抱璞，三献两刖，泣血荆山。幸遇楚文王不像厉王和武王那么昏愚，使人理石得玉，和氏璧始出。楚文王为褒奖忠信，封卞和陵阳侯。卞和却长揖而去，终老荆山草莽间。

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的关圣古镇景区流光溢彩，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 杨东摄（人民图片）

卞和若是真隐者，他应携玉同隐，唯求远避，何以要冒死献玉？世人或讥其痴，或嘉其诚。明人冯梦龙说：“堪笑卞和献宝傻，何如完璧天地知。”这是对卞和献玉的质疑。汉人伪托卞和作《退怨歌》曰：“进宝得刑足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也道出了卞和的风德。卞和不去做陵阳侯，宁可“去封”，也要“立信”。他以对富贵的弃绝，证明自己非为富贵献玉。也许他最初献玉只是为让美玉见世，但当他被视为骗子刖足后，这位襄阳先祖冒死再献，则是为证明自己的人格。如此赤诚、倔强、血性的人，若只将他视为荆山隐者，真有些轻薄了。

二

东汉末年的庞德公看上去终生隐逸，其实也未必是真隐逸。庞德公结庐鱼梁洲的时候，这个半岛孤悬汉江，远离城郭，开阔寂静。常来打扰庞德公的是刘表，这个荆州牧在鱼梁洲筑了呼鹰台。刘表每次打马鱼梁洲，地面尘土喧嚣，天空鹰隼盘旋。刘表久闻庞德公名，再三相邀他入城辅政，庞德公屡屡谢绝，刘表疑惑。庞德公说：“商取代夏得到了天下，商纣王的首级最终又挂到了周的旗杆上；周公摄政却杀了兄长，假如周公兄弟只是过老百姓的平常日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呢？”庞德公此言，刘表未必真能听明白。

庞德公并没有把心里话全告诉刘表。杜甫诗里说庞德公“岂无济世策，终竟畏罗罟”，未必确切。倒是清人阮函的评价，很有几分道理：“庞公却辟刘表，知其不足与为。”原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用舍行藏，君子有守，匹夫竖子，不足与谋。

庞德公躬耕鱼梁洲，襄阳乡野亦颇多隐士。当时，庞德公谓之卧龙的诸葛亮，谓之凤雏的庞统，谓之水镜的司马徽，也都散逸襄阳林泉间。然正是玉在椟中，钗于奁内。庞德公虽不与州府相往来，在士人间却有尚贤好客之名。诸葛亮在庞德公堂下执弟子礼，庞统本就是庞德公从子，司马徽亦颇受庞德公赏识。真隐士应是不问世事的，庞德公却常与三五知己纵论古今，想也是能经天纬地，胸隐甲兵的人。阮函称其“智辩昭烈，隐然出武侯以自代”，道出庞德公隐而非隐的真相。所谓“智辩昭烈”，讲的就是诸葛亮闻名千古的隆中对，三分天下应是庞德公同诸士子经常讨论的话题。庞德公不过是请诸葛亮替他出山“扶炎鼎之衰”，他自己却“无改岩林之乐”，上鹿门山采药去了。

三

庞德公遁入鹿门山约五十年之后，山东泰山羊祜驻守襄阳，都督荆州，抗抵孙吴。此时，蜀汉已经归晋，晋帝司马炎有吞吴雄心。

羊祜赴襄阳，志在平复天下。兵多累民，军粮重，百姓苦。羊祜一到襄阳任上，就把荆州士兵分成两半，一半扛枪戍防，一半荷锄种地。荆州军粮储备原不足百日食，羊祜任都督时囤了足以十年的军粮，都是士兵们自己种的。军人自己种粮吃，襄阳百姓就安居乐业了。

两军对峙本是仇雠，羊祜却与敌人以礼相抗，以礼相处。他与士兵出营打猎，常遇着吴军也在打猎。边界相遇，倘有吴军射中的猎物跑过襄阳界来，羊祜便要士兵把猎物送回去。羊祜行军打仗越过边界，把吴国百姓地里的粮食收割吃了，事后必折算成布匹还回去。与吴军战，必先下战书，约定时间和地点，绝不偷袭。羊祜与吴军屡战，其法一派天真如儿童游戏，甚而似称痴愚，却从未失手。

当是时，驻守南荆州的吴将陆抗也是条好汉。英雄相惜自古有之，羊祜同陆抗相处得更像朋友，常相互置酒遣使访问。一日，陆抗急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派人火速送上自配良药，治好了陆抗的病。羊祜恩信远播，吴国军民皆拜服，赢得百万来归。范仲淹后来写诗赞颂羊祜说：“化行江汉间，恩被疆场外。”

羊祜驻守襄阳九年，修饬军政，功业卓著，颇有清誉。他看似天真烂漫，如神仙中人，却胸有大丘壑。他一边同陆抗诗酒往来，一边已谋划好了平吴方略。可惜羊祜壮志未酬，57岁抱病北归。羊祜故去第二年，平吴功成。庆功宴上，司马炎含泪举杯说：“平吴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

羊祜生就不可能做隐者的。他有个外公叫蔡邕，有个姨妈叫蔡文姬。他们家族的人在世自有功业，身后却是活在文学史里。羊祜甚爱襄阳山水，曾登上岘山，对同游者感叹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高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羊祜去世后，襄阳人在他登岘山发幽思的话音落处，立了“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近五百年后，唐人孟浩然写诗赞曰：“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羊祜倒是说过归隐的事，却是想在他功成身退后。他曾在襄阳军帐里写信给弟弟羊琇说，待东吴平定，自己便戴上隐士角巾，回山东老家去，像汉代先贤疏广那样散尽田产，只给自己留一块放得下棺材的小墓地。羊祜之欲隐是匡世济民之后的功成身退，与庄周、陶潜之隐大有分别。中国古时的隐者，很多其实也是大侠，可立大功业，可出亦可隐。

自古襄阳少隐者，皆因襄阳人有慷慨气。古人论襄阳形势与盛景，谓此地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正因襄阳是如此宝地，战乱一起，兵家必争，生灵涂炭，在所难免。真的襄阳高士，不忍苍生劫难，哪里还肯做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