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選戰“金錢化”愈演愈烈

【本報訊】據人民日報報導，隨著美國大選進程的不斷深入，參選人從各種管道接受的籌款數額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27日，希拉裏團隊的籌款已超過3億美元，已退選的桑德斯團隊籌款超過2.2億美元，特朗普團隊略顯遜色，也超過了6600萬美元。選戰“金錢化”日益突出，帶來的弊端愈發明顯，美國民眾的擔憂在加劇。

參與募款的組織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猛增，競選中的黑金數額不斷刷新

在競選資金來源方面，基本可分為硬錢與軟錢兩部分。硬錢指的是傳統政治獻金，根據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法》的相關規定，這要向聯邦選舉委員會報告資金來源，捐款數額也有上限。

軟錢則指的是外部政治獻金，來源於競選活動之外的團體。這些團體只要不是政治組織，就可以接受來自個人、企業和工會的捐款，且不設上限。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就屬於這一類。這些團體不能與競選人及相關組織直接協調，但其資金可用於刊登廣告來支持或反對某位候選人。換言之，既可“捧”競選對象，也可“黑”競選對手。這些團體的負責人往往是競選人的知交，與競選人或其競選團隊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原則上，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對象及數額等也需要向聯邦選舉委員會報告，但只要捐款對象是沒有資產和經營活動的空殼公司或以教育、培訓等為目的的非營利機構，就可不必申報。這部分資金又被稱為“黑金”。

自2010年以來，參與募款的組織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猛增，尤其以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為甚。與此同時，競選中的黑金數額不斷刷新。據美國政治回應中心的相關統計，與2012年大選時相比，2016年大選的“黑金”數額出現了5倍的飛躍。而這些現象的直接誘因被認為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0年1月對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不設上限這一裁決。

“這一裁決不但打開了金錢政治的洪水之門，而且扼殺了政治獻金改革的一切努力。這也是美國金錢政治久盛不衰的根源之一。”賓夕法尼亞印第安那大學政治系教授史蒂文·傑克遜對本報記者說。

金錢與政治的結合，使得富人可以通過他們的經濟資源來獲得特別優勢

每一位總統參選人後面，都至少有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比如支持佛羅里達前州長傑布·布希的組織名叫“提升美國權利”，直到傑布·布希退選前，共花掉8700萬美元；佛羅里達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的“金主”名為“保守答案政治行動委員會”，為其花費5500萬美元；特德·克魯茲後面的“金主”則名叫羅伯特·默瑟，共為其捐款1670萬美元。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捐款都是要回報的。關於美國金錢政治，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其《權力精英》一書中曾這樣描述：億萬富翁代表了一種社會、經濟與政治優勢的組合，這種金錢與政治的結合，使得富人可以通過他們的經濟資源來獲得特別優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有些富人利益集團通過運用其經濟資源來獲得過度影響力，從而提高他們的權力。美國政治學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羅·皮爾遜在其《贏者通吃政治》一書中指出，金錢資源的過度集中已經損害了政治進程，因為它給予富裕少數派獲得不均衡利益的權力。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兼政府研究部主任達雷爾·韋斯特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競選人高度依賴金錢，而優厚的回報又讓越來越多的美國富人和企業為美國政治注資，形成迴圈。隨著政治的“金錢化”，那些與普通民眾政策觀點存在顯著不同的富裕階層，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影響政治議程。“富豪們所擁有的大量資源與造勢能力帶來了政治影響力、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方面的問題。”

金錢政治盛行，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帶來社會思潮的變化

金錢政治盛行，一方面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比如今年4月初在美國各地發生的“民主之春”運動，便以反對金錢政治為主要目標。另一方面，也帶來社會思潮的變化，比如桑德斯打出的“社會主義”旗號和反對金錢政治口號，在年輕人當中擁有很大市場。

30多歲的創業者威爾·範漢文倫是桑德斯的擁躉之一，他畢業於美國明德學院。“桑德斯提出的口號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他反對金錢政治，強調社會平等，我和周圍的年輕夥伴們都支持他。雖然他已經出局了，但我們希望表達我們的聲音，希望這個社會更平等。”威爾對本報記者說。

來自內華達州的企業白領道格拉斯·加裏森夫婦，家裏分成了兩派，丈夫道格拉斯支持希拉裏，妻子瑪麗支持桑德斯。道格拉斯支持希拉裏，認為她有治國經驗，屬於“務實派”，而認為桑德斯的好多想法都無法落實，屬於“虛擬派”。但道格拉斯無法說服瑪麗。瑪麗的回答是：“寧要虛擬也不要現實。”這一回答出人意料。

關於桑德斯受歡迎的現象，法國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一書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將其解讀為，“許多美國人已厭倦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和這些所謂的政治改革”。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坦利集團前亞洲主席斯蒂芬·羅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競選資金的結構正日益偏向於富裕的、根深蒂固的權力基礎。它導致精英階層與被剝奪權利者之間出現明顯的政治中斷點，“美國夢正處於轉變為噩夢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