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中國方案備受各方期待

【本報訊】據香港商報報導，全球發展“不確定性”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成為首度在中國舉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焦點。面對政經不明朗因素充斥，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財政金融與戰略管理學李棕傑出講座教授楊賢接受香港商報專訪時建議，中國應提出“重新發展”（Redevelopment） 計劃，透過提倡全球貿易及加強資金流通，穩定全球政經格局。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不明朗因素10年內拖垮全球

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的G20峰會，將於今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面對英國“脫歐”影響英國對歐盟關系、難民流竄影響各國穩定、地緣政治風險籠罩以及恐怖襲擊陰霾遲遲未除，在可見將來，上述不明朗因素或會拖垮全球在未來10年的發展。分析認為，中國作為是次峰會的東道國，提出的“中國方案”備受各方期待。

“今天的世界經濟充斥不穩定因素，面對恐慌情緒籠罩，全球需求及投資持續減少，即使利率低企仍無法提振經濟，全球經濟可謂正處衰退邊緣。”楊賢認為，“重新發展”計劃將聚焦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收入分配、國際之間的交流，並就出口恐怖分子國家提出建議，預料上述議題都是G20峰會上的重點。

全球化是過去20年全球的主旋律，近年卻出現“走回頭路”的趨勢。楊賢認為，全球化倚賴貨物、服務、資本、勞工及人力資源的自由流通，需要各國成為聯盟來達至，“可惜的是，各國雖然願意結盟，卻不願意接受結盟帶來的後果，引發國際之間不必要的沖突，損害了全球主要經濟合作組織的有效運作。”

贏家拒分享成果令全球化開倒車

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反映世界正從全球化的目標“開倒車”。為何貿易保護今天再度萌芽？楊賢分析，全球化近年逐漸淪為企業“濃縮性賺錢”的把戲，普羅大眾在不知不覺中已成為輸家。他續稱，當前所謂的全球化既是贏家全勝，又過度集中於銀行家及資本家，廣泛民眾感到一無所得，成為全球化的輸家，使廣大民眾憎恨全球化，引發保護主義抬頭。

就當前環球的政經亂局，楊賢批評，環球政治領袖欠缺“政治才幹”（Statesmanship），即沒有治理國家的視野和領導能力，未有顧及各國人民的福祉，“當前政治領袖過分追求權力，又自私自利，將個人利益淩駕人民長遠福祉之上。”他認為，要體現良好的政治才幹，不僅要加強國與國之間的溝通，各國領袖更要願意放下身段，即使有損個人利益亦應在所不惜。

西方須棄憑意識形態幹預內政

要解決各國之間的爭議，楊賢認為，惟有從加強各國經濟合作入手：“這可透過加強貿易合作、加強資金與投資流通、減少保護主義及減少阻撓性的地方政策達至，從而在政治上營造良好氣氛。”除了加強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楊賢稱，各國之間亦應放下意識形態的分歧，尤其不要對別國施加不合理的民主進程，“不關自己的事，就不要去講，不需要幹預。”事實上，當前環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正反映當前全球“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遺害。楊賢稱，“去全球化”引發沖突及不穩，維持開放穩定已成目前的挑戰。他認為，今後亞洲地區的挑戰在營造良好的資本市場，這需倚靠審慎的監管制度才能達成，同時亦應給予私營機構權力，才能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球貿易壁壘問題趨嚴重

英國公投通過“脫歐”以及特朗普11月可能當選美國總統的懸念，引發各方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憂慮。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財政金融與戰略管理學李棕傑出講座教授楊賢批評，不良政客近年藉民眾不滿情緒升溫，去煽動群眾情緒，利用不斷升溫的民粹主義來鞏固權力或票源，釀成保護主義抬頭。楊賢呼籲傳統精英放下過往的傲慢，調整心態應對權力格局的轉移。

法拉奇、特朗普始作俑者

楊賢特別點出，特朗普及英國獨立黨前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元兇，“豈止特朗普，法拉奇最早提出英國『脫歐』，加上特朗普以及臺灣、菲律賓及日本等地方的政客，利用民粹主義務求使自己得益，當前保護主義抬頭，是各國政客逃避問題、推卸責任的結果。”全球各地的執政者都未能提出有效措施讓人民共用全球化的成果，英國公投通過“脫歐”以及“特朗普現象”，說明為數不少的人對全球化感到憤怒。楊賢說：“各國加強經貿合作的確提升全球經濟效率，但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好處的『贏家』所展現出的貪婪，激怒了各地民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貿易壁壘問題相當嚴重，至九十年代一度紓緩，近年情況又似乎倒退到從前。楊賢認為，九十年代國際政經權力曾經達至平衡，主因當時美國在全球獨大所致，隨著近年全球權力轉移，西方世界期望維持既得利益和權力，造成當前亂局。

西方世界支配權弱化

楊賢解釋：“以往西方世界主導全球政經秩序，及至近年中國抬頭，逐漸取得‘共同決策者’（rule-co-maker）的角色，與西方世界共同參與決策；相反美國則從‘決策制訂者’（rule maker） 變為‘共同決策者’。面對權力格局轉移，各國在調整心態上，似乎顯得舉步維艱。”為應對全球化及權力格局轉移所帶來的困局，楊賢表示，除了需要放棄“精英的傲慢”（arrogance of elite），各國更要以理性及審慎態度，應對全球權力格局轉移所帶來的問題，“傳統權力制訂者今天應該明白，過往唯我獨尊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今天應該認清現實，調整心態。”

亞洲須先解決中等收入陷阱

歐美經濟去向未明，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財政金融與戰略管理學李棕傑出講座教授楊賢認為，亞洲將更為吸引，有利在亞洲地區建立以亞洲和中國為中心（Asia-China Centric）的經濟體系。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將困擾亞洲長遠經濟發展。

面對短中長期等阻力

“亞洲的經濟複興（Economic Renais-sance）並非命中註定，仍須面對頗大壓力。”楊賢說，亞洲地區消費能力急速提升，以中國為中心的泛亞生產網絡（Pan-Asia production network）似乎正在形成，但在構建過程中，將會面對短、中、長期等阻力。

楊賢表示，經濟發展持續失衡，加上近年表現呆滯，或導致亞洲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實施經濟改革，方能維持長遠經濟增幅在合理水準。

經濟持續須增加基建

短期而言，楊賢認為，困擾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國企業債務高企及產能過剩問題。他說：“2007年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只有120%，至2015年相關比率已暴增至240%，相較美國於金融海嘯前夕的165%還要多。”他續稱，企業債急升是金融危機的前奏，中國一旦陷入金融危機，勢將波及亞洲。中期而言，要維持亞洲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倚賴基建推進。楊賢說，經濟要持續增長需要透過增加基建，提升人流及貨物流通，“但這需要各國政府、私人機構、以及跨國組織的合作。據估計，由現在直到2030年，亞洲用於基建的開支將多達12萬億美元，極需要來自私人企業的支援。”亞洲經濟在全球取得主導地位，長遠的阻力在哪里？楊賢認為，人口老化與人類提升環保意識，同樣成為長遠阻礙亞洲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國、日本及韓國平均人口年齡正在上升之際，隨社會對環保意識抬頭，將為開采當地天然資源構成限制，而上述因素將拖累經濟長遠的增長步伐。”

科技速變 企業反難投資

美國利率正常化舉步維艱，聯邦基金利率回復曆史平均水準遙遙無期。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院長、財政金融與戰略管理學李棕傑出講座教授楊賢說，若要擺脫超低利率，需透過有效投資才能做到。他坦言全球具有價值的投資項目稀少，陷入如斯境況，可謂拜政治、經濟以及監管等不明朗因素所賜。

利率正常化依然緩慢

金融海嘯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跌至0至0.25厘，兼大開“水喉”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雖然美國於2013年開始減少買債，意圖收緊市場流動性，但利率正常化的步伐卻依然極度緩慢。由2015年12月啟動加息至今，利率只上調了一次。

楊賢稱，政治、經濟以及監管等不明朗因素，令投資者裹足不前；加上高新科技“日新月異”，企業短時期難以回應科技快速轉變，在上述因素下，具投資潛力的項目難以促成。

引入新科技原本是提升經濟的良方，但楊賢表示，科技改變了世界，大量工作因而被取代，造成職位流失，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他說，技術演進下，以往低技術勞工逐漸被科技取代，“以法律行業為例，科技演進下，美國流失了大量法律職位，導致當地大學的法律學院近年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

應對之道唯順其自然

事實上，即使近年全球經濟看似從金融海嘯的陰霾穩定過來，但企業擴張速度差強人意，抑制了個體需求；另一方面，與上世紀30年代美國在“新政”（New Deal）大力提倡基建不同，各國政府似乎不願加快基建提振經濟，反而任由遊資泛濫，導致全球陷入流動性陷阱，即使利率低企，亦無法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

全球投資難以開展下，經濟要從低谷明顯複蘇，實在並不容易。要走出當前呆滯的困局，楊賢認為，既要有強勢領袖，同時致力順應潮流，方為上策：“科技日新月異難以抗拒，唯一應對之道就是順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