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

王世英是中共著名特工，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的重要成员，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是最后一任负责人，长期坚持沪宁津等地的我党地下斗争。

中共中央机关1927年九、十月间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回上海，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世英在1934年以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秘密斗争，建立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内线关系。使中共特科在上海隐蔽战线战斗到最后一刻。

年轻时王世英

以明朝大槐树下移民运动声名远播的山西洪洞，名人辈出，震古烁今。王世英就是其中一位。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杜戍村贫苦的农民之家，九岁那年，家里出钱供他到邻村上学。有一次，王世英在一位姓崔的老师家中，看到一本厚厚的剪报册，上面有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也有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受这些文章启发，王世英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继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世英得知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便自带干粮，步行六百里地前去报考。途中没有钱住店便露宿街头，渴了就跟饭馆要碗面汤喝。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王世英结识了赵尔陆等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列宁传》、《青年旬刊》等进步书刊，成为太原国师最早一批共青团员。但不久之后，他因带头组织学生反对军阀的罢课运动被学校开除。

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王世英加入开封国民第二军学兵营，并于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王世英动员18位战友一起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毕业后奉命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任三中队二分队队长和党支部委员。王世英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

1927 年，王世英（后排左）和董维屏、吴成开，在广东虎门香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时合影留念

1927年北伐战争，3月初，为扩大党的影响，党组织派他到粤北韶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陈嘉佑的新编第三教导师任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不久又被派往卫戍武汉的叶挺师当连长。旋即再被调到河南新编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任第六师三团七营政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是年冬，随部队转驻皖北，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1927年7月，王世英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谁知刚到接头地点，王世英就发现那里被查封了，于是他又辗转前往武汉。之后，王世英先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河南国民党新编十九军高桂滋部以及杨虎城冯钦哉师等处工作。

1928 年春，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他身染疟疾，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贫病交加，只好暂回洪洞老家养病。一心想着革命和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身体稍有好转即告别亲人，再次背井离乡踏上征程。1928年7月，在北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任科长。王世英经太原前往北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了解阎军的内部情报，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并向阎军和其他部队派遣人员。

1929年在太原（中间为王世英）

1929年春，王世英在阎锡山部任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副营长等职，从事秘密兵运活动。有一天，王世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贾毅找来，称黄埔同学在北平聚会。王世英如约而至，没料到这是一场鸿门宴——他被抓进了西交民巷的监狱。在被关押的3个月里王世英多次受审，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1929年年底，党组织设法营救王世英出狱。王世英先在阎军中任副营长和山西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反蒋作战。他看到了阎军的腐败，对阎的反蒋战争感到失望，毅然离开。

1931年春，他由同学介绍到杨虎城西北军任副营长。为人正直、同情共产党的团长十分欣赏和爱惜他的才华和能力，有意提拔他为营长。但王世英对团长说：“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然后，挂冠而去，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同年10月，王世英抵达上海并顺利同中共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党组织于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网络，收集情报，在隐蔽战线开展秘密斗争，其中就有贾佐等情报员。离沪前，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郑重地说：“世英同志，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现在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以后，我们在南京原建情报网已完全暴露，幸亏伍豪同志及时安排，我们打入敌人上层的几个主要同志安全撤离了，可对他们下属网线的同志敌人一天也未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几个联络点被破坏，原来唯一的无线电台最近也失去联系。你要自己想办法先立住脚，再开展工作。

王世英肩负着党的使命和陈赓的嘱托，只身来到南京“虎穴”。此时南京黑云笼罩，军警密布，敌特猖獗，一片恐怖。他秘密到几个联络点接头，但它们均被破坏未联系上。后经仔细探察费尽周折才与地下党的同志接上关系。恰在此时，党的一个联络点被敌特严密监控，几位同志难以脱身，危在旦夕。而南京地下党经敌屡次破坏，力量极薄弱已无力组织大的活动。如何救助遇险的同志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王世英缜密思考，大胆决策，严密组织，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抽调了一些同志配合行动，以出殡队伍为掩护，使被监控的数位同志乘机脱险，机智巧妙取得与敌第一次交手的胜利。

紧接着，王世英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对下一步革命斗争作了精心部署。他胸有成竹地说：“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建立了许多功勋。现在南京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但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组织决定，已在敌特面前暴露身份的同志今晚就乘船东去，护送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其余同志和我继续留下开展工作。我们搞了这次行动，敌人必将千方百计寻找我们新的线索。这一段要格外谨慎，暂停组织一切群众活动，要注意用合法身份保护自己，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1931年，王世英被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开展秘密工作，任中共特科驻南京特派员。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亲自向王世英交待工作，告诉他南京的联系人是毛永明和简北昌，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伍豪”是中央特科创立人周恩来的化名之一。

到南京后，王世英以商人身份在夫子庙一间茶馆邀请黄埔老同学聚会，其中包括徐恩曾的随从副官史济美、第一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耀武等人。在这些老同学中，有一个人为王世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就是当年与王世英一起从太原国师出来去投奔学生兵营的18个洪洞县老乡之一、铁甲车纵队队长张孟浪。每次王世英往返南京和上海，以及为我党传递重要情报和机密文件及油印宣传品，都是利用张孟浪的铁甲车来进行的。

在这次聚会中，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联络点和监视金源车行都是史济美干的。为摸清金源车行的情况，他多次坐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层仔细观察。

有一天，一个外国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便衣拦下盘问，教士答是送福音书的，便衣将他轰走了。正在这时，王世英突然发现教士胸前有一个十字架似的小饰物，像是一把向下的剑。于是他立即下楼，与这名教士来了个“偶遇”。当着教士的面，王世英拿出一块怀表假装看表。看见怀表上的小“十字架”饰物，教士停步问道：“先生是基督教徒？”王世英答后又问对方：“附近可有出租铺面房的？”教士答曰：“前面胡同五号”，怕王世英听不懂，教士再次强调 “是五号”，同时举起胸前剑型十字架示意。

王世英明白这是“伍豪之剑”的意思，二人互递眼色走到僻静处，王世英终于与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这位假扮教士的人就是简北昌，他告诉王世英，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电台全被破坏，毛永明带领车行的同志冒险抢救，才把江苏省委来联系的一些同志藏在郊区。王世英以在简北昌家打麻将为掩护，与江苏省书记盛仲良以及毛永明一同商量对策，营救被困在金源车行的两位同志。

数日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了一支出殡队伍，“孝子”当街摔了瓦盆，送葬队伍鼓乐齐鸣，哭声大作。被困在院子里的两名地下党人走出院子，认出抬棺的正是简北昌，他们立即心领神会。趁现场的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出殡队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在换肩时栽了杠，摔倒在地，杠夫之间顿起争执，扭打起来。

趁乱作一团之际，两个被困的地下党被拽到一边，另有两个戴瓜皮帽的人站在了他俩的位置。当特务们看完热闹再回头看时，挤在人群中的地下党员已不见踪影。

组织上考虑到王世英独身一人工作不方便，单身租房容易引起敌特怀疑，便从湖南浏阳调来女党员李果毅给他当秘书和报务员，假扮夫妻配合工作。而早在1923年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王世英便在父母包办下成了亲。但他忙于革命工作，只能将妻儿留在老家。为方便王世英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烈士遗孀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1931 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原籍病逝。假扮夫人的李果毅对他生活上更加关心，二人渐生真情，经组织批准变成了真夫妻。他和李果毅经过一年多并肩战斗心心相印，经组织批准变成了真夫妻。1932 年结为伉俪。

王世英以商人为掩护，以“经营”鸿昌南货店为招牌，店开在南京夫子庙一带，秘密开展地下工作。隔壁是家杂货店，有一天李果毅与杂货店的陈太太去集市，碰到了卖辣椒的年轻农妇黄细妹，她是李果毅在浏阳搞农会讲习班时的学员。李果毅没敢与黄细妹相认，赶紧离开了集市。谁知这一情景正好被化名马绍武的史济美看到，起了疑心。

彼时史济美被徐恩曾调任中统上海站站长，他一上任即查抄了中共临时中曲机关报《红旗日报》所在地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叛变，供出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王世英。潜伏在史济美身边的简北昌得知消息后，立即向王世英报告，王世英遂安排南京的同志往上海转移。

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的史济美，将黄细妹发展成专盯李果毅的女特务。有一天李果毅从仁德医院取完信坐黄包车回家，黄细妹尾随其后。回家后，正在烧文件的王世英告诉李果毅马上收拾东西，与店员阿荣到火车站旁边的小树林等他一起撤退。火盆里的文件化成灰烬，王世英穿起外套戴上围巾准备下楼。此时，门口却出现了史济美的身影，于是王世英脱了外套，把围巾挂在窗台上，里外各搭一半。原来，李果毅去世的丈夫也是共产党人，他被敌人抓住后押去处决时，围巾是前后搭的。因此李果毅便与王世英约定，每天出门回来时，围巾全向前搭表示平安，若是前后搭就表示出事。

王世英掂着一把紫砂壶下楼，寒暄过后史济美询问阿荣和李果毅的下落，王世英称他们出去买菜了，并表示，“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王世英给史济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便旁若无人地算起账来。见王世英镇定自若，史济美有些犹豫，便开始旁敲侧击：“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前些年跟他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她先头的男人是共产党？”对此，王世英从容地表示：“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给史济美添完水后，王世英拿着空暖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踩着重步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许多锅碗杯盘等，一边对楼下的史济美说：“你稍等，水开了灌上暖壶我就下去。”说完，王世英迅速打开窗户爬上房顶，猫着腰走过另一个屋脊，敏捷地翻进隔壁陈太太家的阳台，穿室而过从杂货铺的后门跑到街上。待发觉不对劲的史济美率特务们冲上阁楼时，王世英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自来水哗哗地流了一地。

几个小时后，铁甲车停在了上海郊区真如车站外的野地里，张孟浪先从车里跳出来观察完周围环境，之后扮成乡下人的王世英、李果毅和阿荣从车上下来，与张孟浪握手道别。李果毅这才对王世英说：“我和阿荣久不见你来就回去看，结果看到二楼窗户上有一前一后搭的围巾，知道这是警示，于是又退回小树林等你。”

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小楼四楼，是左联刊物《北斗》编辑部所在地，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的住处。中共临时中央局宣传部文委负责人潘汉年（也是特科负责人）、江苏省委书记盛仲良在此向左联党员骨干作家讲话时，阳翰笙、田汉、夏衍、丁玲、潘梓年以及青年诗人李菊村等人在座。

不料，李菊村的室友、“文学青年”马驼铃，竟是刚从顾顺章训练班毕业的中统特务鲁思远。他不但通过李菊村找到了左联，次日还尾随其来到中共江苏省委秘密驻地——上海北四川路田潼里一幢挂有“海星电料”招牌的小楼。当时上海中央局刚在这里开完会，上海中央局新任书记李竹声和盛仲良均未撤离。

有一天潘汉年从海星电料行出来，发现被人跟踪，他便进了路边的江南春饭店。潘汉年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把礼帽交给堂倌，假装去上厕所时，看见两个特务正在厅堂转悠。潘汉年一闪身进了厨房，拿起一件厨师服穿上，提起放在旁边的送饭食盒，从后门溜了出去。

在中共特科秘密电台所在地，王世英与红队队长邝惠安正看着电报：王世英派到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身边的地下党员宣侠父来沪汇报，要求接应。邝惠安刚要动身，潘汉年匆匆赶到，讲了刚才发生的紧急情况。此时，店员打扮的阿荣也前来报告：田汉被抓。“那就几件要紧的事先做，双管齐下。”王世英决定道。

浑然不知的自己被盯上的宣侠父，仍在往约好的接头地点刘秉林家走。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突然出现，将宣侠父撞倒，这个人正是前来接应的邝惠安，他在帮忙收拾箱子时低声说道“有尾巴”，随后推车离开。宣侠父立即掉转方向走进小巷，一群刚下班的纺织女工挡住了特务视线，宣侠父得以顺利脱身。

此时，已经被抓的李菊村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出《北斗》编辑部所在地。特务在这里抓住了正在工作的丁玲、潘梓年，前来办事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则跳楼自杀。在抓捕现场，被拉来指认的李菊村趁乱把叛徒、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周光亚踢倒，得以逃脱。之后李菊村找到组织，对自己的变节行为表示深深忏悔。

王世英去码头给潘汉年送行时说：“我打算争取一下李菊村，让他把抓丁玲的事情经过在报界披露，以引起社会关注。” 潘汉年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不久后，上海《申报》重要版面刊出“著名作家丁玲和著名评论家潘梓年日前在昆山花园路7号被来历不明的人绑架，租界巡捕房和政府警方均称不明此事，目击者亲述经历，称为党务人员所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表联名信，呼吁政府调查此践踏民主、人权之事件”。在报道的后面，是李菊村写的揭露国民党特务丑恶行径的见闻录。

李菊村的将功折罪之举起了大作用，社会舆论哗然。为了躲避舆论，徐恩曾把丁玲转移到南京郊区看管起来，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丁玲等人最终被释放并去了延安。

他睿智运筹，精心布局，通过同学、熟人等多种渠道，派得力同志深入虎穴，国民党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后他及时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有的还到了重要岗位。有了深藏不露的“卧底”，对蓝衣社的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了如指掌。这一阶段，在王世英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的力量得到保护且发展很快。一步步渗入和潜伏到敌人军政“心脏”部门，对敌动向能够础润知雨，及时了解，工作很有起色。敌人重兵进犯根据地时，他提前为上级提供了可靠情报，使党和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

1933 年2月，王世英奉命调回上海。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梦想，他携妻带子投入了新的战斗。而此时上海形势十分复杂险恶。“左”倾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连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难以立足，于 1933 年初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

1933年，王世英离开上海前往莫雄部做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中统上海站的“细胞计划”（即渗入共产党内部）迅速实施，打入我党地下组织内秘密发展自首和变节人员，给当时的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威胁。贡献了“细胞行动”的钱义璋被任命为新的上海中统站站长，叛徒周光亚则当上了副站长。钱义璋也是王世英的黄埔同学。此时，特务鲁思远仍然伪装成进步文学青年在街头演讲，伺机寻找“目标”。当警察在街头驱赶学生时，鲁思远随受伤的学生躲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李竹声当老板的“三友斋”书画店。李竹声一面帮学生包扎伤口，一面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此后，鲁思远和这些进步学生成为三友斋的常客，并得到李竹声的信任。

几天后，李竹声、马驼铃和几个进步学生被押上警车。随后，中共新江苏省委所在地、中共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等全被查获，中共上海中央局新的代理书记盛仲良等全部被抓。抓捕过程中，狡滑的钱义璋发现盛仲良拿走了衣架上的礼帽，他认定这是示警暗号，就让特务把礼帽挂到衣架上，室内恢复原样。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不明真相，刚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接着，特务又到电台存放地点起获了电台，上海与苏区的所有联系均被切断。

李竹声和盛仲良被抓后，一开始尚且意志坚定，但当李竹声得知他信任的马驼铃竟是特务时，一时间无地自容。在叛徒顾顺章、姚蓬子的轮番劝降下，二人相继叛变。随后，邝惠安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刘菊英以及20多名红队队员被抓。

张庆炎将消息告诉李果毅，他们分头去通知没被捕的同志紧急撤离。从外地回到上海的王世英发现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决心重建红队，除掉“老同学”钱义璋。王世英调来赣南农民暴动骨干朱军当红队队长，寻找可靠的党员加入红队，并组织队员在崇明岛进行秘密的强力集训。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王世英及时控制住了局面。

此时，黄细妹又被钱义璋调到上海跟踪李果毅。但良心未泯的黄细妹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有一天她告诉李果毅：“今天后半夜，钱义璋要袭击你们的中央机关。”王世英得知消息后下达命令，通知所有中央局的工作部和联络点包括家属，全都马上转移。然而随后一段时间，仍有同志不断被捕。很快王世英便挖出了内鬼——曾在他手下工作的阿荣。

原来，王世英在南京“开店”时，阿荣与杂货店陈太太的侄女、中统特务陈美芬走得亲近。阿荣被捕后，特务马驼铃得知其与陈美芬相好，便让陈美芬色诱阿荣，将其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使上海中央局和电台遭到毁灭性破坏。有一天，阿荣溜出去把一张纸条塞到邮筒下边，正要离开之际，三个红队队员将其扭获。纸条上写着“13日上午，红队在广西路悦来酒家行动，4号”——4号就是阿荣。

王世英和朱军没有马上处理阿荣，他们让阿荣重写密报“侦得王世英秘密住址，福建路24号老国祥绸缎铺旁石库房，15日全日在家。4号”，引诱敌人上钩。钱义璋接报后，带了20多个特务随警车出动。他们不知道的是，王世英和红队队员就埋伏在对面楼顶的女儿墙后面。当周光亚和钱义璋会合在一起时，红队狙击手把周光亚打成了筛子，钱义璋在逃跑中被王世英一枪打中后心，当场毙命。

在上海期间，王世英曾介绍许多著名人士参加和恢复党的组织，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 年春，他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中央局给其布置任务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

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成功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特科下属的红队也称“打狗队”。全由意志坚定武艺高强的地下党员组成，枪法颇准经验丰富，是党的一支强有力的便衣别动队和突击队。地下工作情况复杂，瞬息万变险象丛生，王世英领导红队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多次完成急、难、险的任务。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去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会场，由叛徒一一辨认。危急时刻，王世英带领红队火速赶往援救。他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武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们先大摇大摆进到里面，然后瞧准时机下手，事完后设法脱离此地。”瞬间，红队枪响，叛徒倒地。一连几个急射，照明灯刹时灭了，场内一片黑暗，人们乱作一团。武胡景顺利脱险，红队神速撤离。翌日，报纸报道此战斗，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更有甚者，把红队说得个个飞檐走壁、百步穿杨、来去无踪、神秘莫测，叛徒特务一听说红队就心惊胆颤。

1935 年 3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后曾代理军委书记，王世英被分配在军委情报部门，坚持在白区，领导并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等工作。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他顽强地坚持开展秘密斗争，保存和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和情报网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虽已离沪迁往苏区，但上海的敌特机关并不知情，仍疯狂集中各系统特务数千人，广布眼线，严密侦查，不择手段地欲将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面对日益严酷的形势和血的教训，临危受命的王世英深感白区斗争的艰辛险恶，一点也马虎不得。为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开展地下斗争，他认真审视研究敌特组织的狡诈手段和活动规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白区工作纪律。他严格要求同志们认真执行纪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以应对白区地下斗争复杂多变的挑战。这一防范措施，堵塞了漏洞，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使狡猾的敌人无隙可寻，上海党的队伍得到有效保护。

为配合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江西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向各地派遣了大批人员，遍及南方各省。每次都是王世英一对一和有关人员秘密谈话，布置任务，面授机宜。据张庆炎回忆：“受王世英指示，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和护送地下工作者。”王世英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建立关系并保持联系，精心领导组织地下工作者秘密战斗在敌巢心脏，及时获取并向中央提供了敌军的进攻计划、部队番号、行进路线、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主官姓名、电台呼号、波长密码、联络方式等详细而极有价值的可靠情报。此外，上海临时中央局加紧破坏国民党后方，决定炸毁一些桥梁、机场、油库等重要目标，他奉命组织实施，攻其不备，使敌首尾难顾，部署错乱。为加强上海同江西各地的通讯联系，他在南昌、九江和南京秘密建立了活动据点和联络机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插了特情人员并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渠道，努力支持党中央连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1935年1月，方志敏正率领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于浙赣边界。为配合支援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红军，王世英组织发动沿长江南岸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一面发动武装起义协助红军作战，一面控制一些船只以配合红军渡江。红十军团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除少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被击溃，方志敏也在闽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辗转关押于南昌狱中。

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突然给王世英转来正被国民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

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营救，速派人员去鄱阳湖同地下党联系，计划采用木船前往劫狱，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9月初，王世英从上海撤离到天津后，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了方志敏遇害的消息，他悲痛至极，不禁自责“动作太慢，被敌人抢了先”。

而在这一时期，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存身，只好决定让尚存的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

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

1935 年 9 月起，王世英奉命组织上海中央局机关和数百名党员开始向天津转移。

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曾当面询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就在邝惠安等人壮烈牺牲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人。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干部刘仲华于次年3月份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在此紧急关头，王世英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与战友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及时转移了近500名滞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领导，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坚持在白区工作时的王世英

之后，王世英出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 （情报部）负责人，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同各方面加强联系，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拓宽视野，积极活动，稳妥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先后吸收了40 多名新党员，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董松、齐燕铭、吴晗等。他经常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坦诚交流，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学者后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王世英还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早在 1934 年秋根据时局主动派从川陕来到上海的武志平返回陕西，继续做国民党十七路军的工作。南汉宸对杨虎城的工作也很顺利。这时，南汉宸已从陕西调到北方局，在王世英领导下工作。南汉宸通过关系让杨虎城看了共产党的 《八一宣言》，杨将军完全赞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转达具体商讨的愿望。王世英正好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于 1935 年 12 月抵达西安。经晤谈协商，王世英代表共产党与杨虎城达成共同抗日的四项协定。杨虎城高兴地对王世英说：“你和南汉宸一样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今后加强合作。请代我向贵党的领袖们致意！”王世英说：“但愿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王世英经瓦窑堡赶到山西，向东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工作及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很满意，党中央也同意了所谈协定。红军与杨虎城部加强了沟通和联络。此后，王世英在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交爱国进步人士，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并搜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如《国民党抗日战争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 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书面表扬。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从而不失时机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率先展开了对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向陕西锴委原负责人贾拓夫、汪锋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又询问了中共组织在十七路军中的工作情况。接着毛泽东以自己和彭德怀的名义给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化敌为友，“联镳并进”，“抗日讨蒋”。同时，毛泽东又致信杜斌丞、邓宝珊，期望他们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之停战联合。汪锋持信赴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也抵西安，与杨虎城面谈，就共同抗日达成共识。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又派张文彬、王世英与杨虎城商谈。1936年4月初，王世英与杨虎城在韩城达成红军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同时做抗日准备为中心内容的四项口头协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部东北军也达成了停战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1936年2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代表王以哲在陕北洛川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苏区交通，保护通商等口头协议。3月4日至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谈判，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达成一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准备联合抗日。至此，在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红军已与相距最近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停战，并为进一步抗口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取得成功。

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为恢复两广的党组织关系，做好统战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王世英经香港到两广联系。在香港一条游艇上他会见叶挺并畅谈。叶挺叙说了几年来隐居澳门的苦闷生活，王世英讲了华北抗日形势和延安的情况。叶挺高兴地说：“南昌起义至今才 8 年，想不到红军的势力发展如此之快，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得民心者啊！”他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见到叶挺的情况。他还会晤了李宗仁并坦率交流，各自发表了对全国抗日的见解，他重点谈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1937年春夏，为了鼓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抗日决心，王世英受刘少奇指示向其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他还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军官学校执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激励基层军官的抗日热情。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抗日建议，经刘少奇修改后呈送，建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促其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准备。

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全家调回延安。然而，他却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连自己有一时间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对此迷惑不解。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1938年8月至1943年，王世英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负责对阎锡山第二战区抗日统战工作。临行前朱德说：“世英，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你去办事处，是在阎锡山的老窝里扎下的一颗钉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在与老谋深算的阎打交道五六年中，他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智大勇锲而不舍地做好统战工作。抓住各种机会多种渠道诸多方式向阎及其高、中、下层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阎锡山紧紧拖拽住坚持“守土抗战”。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加强了与第二战区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有力地支持和稳住了阎锡山，缓解了蒋给他造成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为边区引进了大量物资，为打破蒋和日军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重要贡献。

王世英出具的关于出卖王若飞叛徒潘恩溥的证明

1942年初调到延安军委总部工作，仍兼指导驻山西办事处工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出席大会。延安整风爆发后，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王世英看到大批同志遭受诬陷迫害，便写报告为已经被定性为“特务”的同志进行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他们的清白。当时余宗彦、周俊烈两位同志已经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但王世英还是敢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这一下惹怒了康生。康生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王世英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康生还在党校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丧心病狂的指使人污蔑王世英是奸细。王世英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和妻子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王世英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辩驳。后来，毛主席叫王世英过去谈话，一进门，发现大家在打扑克牌。开始主席什么也没说，让王世英坐下打扑克。王世英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说我也不提。后来还是主席先开了口，说‘世英，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务，10年以后再看！’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

1949年，王世英在天津军管会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员等职。领导华北地区敌军情报工作取得明显成绩，是党和军队军运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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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文/王敏清【王世英的独子，1929年生，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文革"后的第一任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其曾"五进五出"中南海，被人戏称"五进宫"。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医疗保健医生，被尊称为"红墙医生"。王敏清在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的30多年中，没有出现过差错，并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整理/王见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