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人權觀念的起源（六）

關於國家。康氏確認由於自然的發展，以及主要是為了自保，人類自太古以來，都以各種群居的方式居住——如家庭、家族、部落和國家。這些制度雖有用而不可避免，但並非盡善。它們所帶來的主要不幸，是造成群體間的衝突，其中最致命的，是隨著目前所知人類最大組織群體——國家的建立而帶來的征服戰爭。戰爭來自政治組織的本質，國家一日存在，戰爭不會停止。文明並不能阻止戰爭，只令戰爭更兇猛，更具破壞性。欲使人類免除戰爭之苦，共用平等自由之樂，就必須剷除國家制度。這種觀念與洛克關於人權有賴於國家保護顯然不同。社會階級的劃分和種族歧視在世界上各時代各地區蔓延，它們嚴重損害人的平等之權。階級劃分和種族歧視毫無根據。人類之所以有共同的生活，是因為人在本質上都是平等而相近的，人人皆是兄弟，人人有獨立自主、平等自由之權。

康氏對家庭制度的批評來得更為嚴厲。在《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氏提出的不過是對家庭關係的改造，主張家庭成員一律平等。在《大同書》中，康氏堅持要徹底摧毀家庭制度。他一一舉劾家庭制度的罪惡，如自私、爭鬥、忌妒、謀殺等等，認為家庭使大家永遠住在一起，只會帶來無盡的痛苦、永久的不平等，家庭對人的壓制，“失人道獨立之義而損天賦人權之理者也”。家庭的繼續存在還會妨害社會公共利益以及阻礙人類進步。因此，家庭在大同社會中實無立足之地。

與家庭制度相聯系的另一主題是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康氏無情地批判了傳統上摧殘婦女的制度與法律，表達了對婦女解放的最深切的關懷。他主張“男與女雖異形，其為天民而其受天權一也”，“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婦女解放是中國近代人權思潮關注的焦點之一，我們已經指出，是康氏發動了這一潮流。

私有財產是另一阻礙人類快樂的惡劣制度，它製造紛爭、敗壞道德、導致貧富差別。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所產生的上述罪惡，禍及人類，到目前還看不到解救之道。因此私有財產制度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公產”。康氏去“私產”的觀念與洛克將“私有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觀念迎然有異，卻與盧梭的看法頗為近似，均以為私有財產與國家為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但另一方面，康氏的觀念具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傾向，此與盧梭完全不同，倒可歸之於西方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康氏和一切烏托邦主義者一樣，是當今世界的批評者。他譴責一切違反個人欲望和自由平等權利的制度，排斥無論在中國或西方文明中的不良因素，要求徹底改造人類現存的制度。他也為人類建造了一“大同社會”，並努力展現這個新世界的意義。康氏“新世界”的構想這裏不便敘述。值得提出的是：康氏對人類苦難最深切的悲憫和普渡眾生的強烈的使命感，將永遠令人震撼，假若苦難未最終在此世界上消失。

康氏思想代表了時代精神的轉換，啟導了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新方向。康氏的影響不止及於他的學生及同時代人，中國現代思想在其後的發展中，或者從他的學說中獲取靈感，或者循著他開闢的道路前行。康氏思想之有如此的歷史意義，主要在於它構建了一嶄新的價值體系。這一體系既融匯了傳統與現代，又同時超越了它們，它的核心觀念乃是“人權”。經過康氏，“人權”已不是表層的、零碎的受到西方思想啟示的意識，而是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們深刻的信念。“人權”成了重建中國現代文明的基礎與價值標準，這在康氏的同時代人嚴複、譚嗣同以及康氏的學生梁啟超的學說中明顯地反映出來。

三、自由、平等與新民

1．自由——嚴複

嚴複（1852－1922）的自由思想對於中國現代人權觀念的形成而言，構成重要的一環。與康有為超越的、世界主義的思想體系不同，嚴氏提出和解答的是現實的、中國的問題：人為什麼應當是自由的（尤其對中國人而言）？嚴氏據以立論者，亦非康氏先驗的原理——“安理公法”，而是西方的經驗科學——進化論。

人為什麼應當是自由的？一般地說，這是一切人權思想的基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在西方的人權思想中以及前述康有為的觀念中，乃是一先驗的倫理公設——人生而自由。嚴複則於中西文明的深入觀察中尋求答案，並在進化論中獲得證據。嚴氏留學英倫，既有對西方社會親身的感受，更有對西方哲學、政治、經濟思想的系統瞭解。他對西方文明所達到的認識，是時人無以比擬的，且至今看來尚屬正確。

嚴氏在中西文明的比較和反省中達到的認識是：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別在“自由不自由異耳”。依嚴氏之見，自由不但為中國文明所缺乏，且是“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數者”。中國傳統社會的倫常關係和專制制度“牢籠天下”，迫使人民變成奴隸而又自甘於奴隸，因之民智不開、民力日衰、民德日壞，國家亦日益貧弱。而自由卻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命脈”，西人將之作為“國君”也不能侵犯的“天賦權利”。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目的無他，就在保障公民個人的自由。西方現代文明的活力與西方國家強盛的全部秘密在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對於中西文明來說，“自由既異，於是群異叢然而生”。

“自由為體，民主為用”是嚴氏在對中西文明的反省中所抽象出來的理論，而非簡單地對西方文明的描述。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體”、“道”、“理”大致同義。含有西方思想中“第一原理”、“價值標準”諸義。嚴氏將“自由”作為“體”來看待，他便賦予“自由”以這樣的意義，從而肯定了人應當是自由的。自由與民主進入“體用”的思維形態，其意味就更為深長。根據“體主用次”，自由無疑具有根本的價值，民主不過自由的“器用”而已；根據“體用不二，體用兼賅”，自由與民主又不可離異，同為社會構成與國家政治的原理。在中國近代思想的展開中，“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理論與前述“中體西用”思想大異其趣，它表達的已本是“中學”與“西學”的分判，而是現代價值系統重建的要求。嚴氏的信念是：中國社會的變革之道，應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嚴複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奠基人的地位也由此確立。

理論上，嚴氏是在進化論的觀照下，比較中西文明各國的優劣，從而建立起“自由為體”的信念的。他的看法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為天演之公例，西方諸國之勝於中國者，乃在其“民種”之優。而此“優”乃因於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之故。西洋文明在現代的發展的基礎就是“自由”。據此，自由與否，成為優劣之分界。嚴氏事實上將自由視為社會進化的條件。

事實上，自由主義與進化論是難以調和的。因為自由主義的前提是人的平等的“自然權利”。進化論則將這一前提推翻了，它強調的毋寧是“強者的權利”。因為進化論本身是結果論，它把競爭看作進化的原動力，將劣者被淘汰而只留下優者生存的這一現象看作是進化。因之，“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進化法則與其叫反倫理，毋寧說是有積極的倫理意義，因為這些法則導致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