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舊制度舊倫理的批評乃是譚氏倡建新制度新倫理之先聲。譚氏社會思想的基本點有二：一是倡“民權”，二是倡“平等、自主”的社會倫理。
關於“民權”，譚氏有謂：“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濟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本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者：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天下之通義也。”這樣的觀念已大大超越了前述“民權論”。歷史地看，它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所能達到的對“民主”的最完整的認識和意識。“民擇君”的思想類似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而“民本君末”的觀念則無疑來源於民本主義傳統。這些主張離邏輯地導出“人民主權”的觀念已經不遠了。同時，在《仁學》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給譚氏以深刻的印象。針對中國的現實政治，他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徹底剷除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國”。譚氏的思想代表了“變法”走向革命的過渡。他的“革命”思想令人想起了孟子對“革命”的認同以及盧梭對人民有權反抗壓迫的論證。
關於平等、自主的社會倫理，譚氏以為，只有以人人有“自主之權”為前提的平等，才是人類關係的規範，根據這一規範建立的人與人的關係才是自然的、合理的。因此，譚氏認為在傳統的人倫關係中，只有朋友一倫才有存在的合理性，“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譚氏進而提出應以朋友關係所體現的“平等”、“自由”的原則改造全部人類關係。他要求廢除“三綱”，所有的人類關係皆以“朋友之道”貫之。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譚氏達到了一個重要結論：“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哉！”即是說，倫理革命是社會變革的起點。
申言之，中國社會要向現代化轉化，應始自支撐它的價值系統的轉換。因為一個社會的倫理規範是該社會價值標準最集中的體現。十分清楚，對譚氏而言，新的價值標準就是“平等”與“自由”。
3．新民——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9）的“新民”學說是中國近代人權思想的綜合。我們已經知道，康有為發現了人類個體的自然存在及其意義，嚴複與譚嗣同則分別確定“此人”應當是“自由”和“平等”的。現在，梁氏斷言，正是“此人”才是社會和國家的主體，其恰當的名字叫“新民”。“新民”的“新”，作為形容詞，乃是與中國傳統對比而言，傳統中國只有臣民或奴隸，而無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的“公民”；作為動詞，根據梁氏，那就意味著對傳統的中國人進行根本的改造，變臣民為國民，變奴隸為獨立自主的個人，變傳統的中國人為現代的中國人。梁氏塑造的“新民”形象是：具有獨立人格，享有自由權利，富於創造精神，擁有社會公德。
梁氏和康有為、譚嗣同、嚴複一樣，一直關注著在西力衝擊下的中華民族的命運。追求國家的復興，無疑是梁氏運思的主題。《新民說》代表了他進行這種思考的最嚴肅的努力。
梁氏對中西文明的觀察所達到的認識，頗類似於嚴複。在他看來，中西之間的差距，決不僅僅是科技文明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差距，在科技和制度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更為根本的差距，即是：西方國家有公民而無奴隸，專制的中國則有奴隸而無國民。國民與奴隸之區別在於自由的有無。西方諸國勝於中國者，乃因其有自由的國民。梁氏認為，在中國，如果不從改造國民入手，使人民從奴隸變為自由的國民，而困於科技的引進，或汲汲於政體的轉型，推行議院制度，不但收效甚微，而且是極危險的。同時，進化論，特別是斯賓塞發展起來的社會有機體學說，也使梁氏相信，國家的競存能力來源於構成這一整體的成員，國家的強弱全系於他的國民的素質。中國貧弱的原因，在人民缺乏自由，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在民力、民智、民德諸方面均較西人為差。而值此？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要拯救危亡的祖國非“新造吾國民”不可，這便是結論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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