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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校教授反黨推牆?

--四問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

2016年08月01日 10:12:08  來源:察网

 

前言:

7月29日,黨校教授王長江反黨推牆講課被曝光,引發輿論轟動。

王長江在講課對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道路選擇和制度根基進行嚴重的攻擊與否定。王長江認為中國共產黨起初不是“幫助老百姓掌權”,而是“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邊”“破壞和搗亂”。這樣,王長江直接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立黨根基。

王長江稱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攻擊中共開國領袖們“拍腦門”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制度,攻擊新中國三十年自我封閉,攻擊雷鋒寫日記是為了給人看,攻擊毛澤東搞垮所有對手卻搞不好經濟等,從而對新中國歷史和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制度根基進行全盤否定。

進而,王長江認為,中共應該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他鼓吹西方民主法治,暗示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怎樣才是執政黨?王長江進而鼓吹、美化西方三權分立、多黨輪替、公民社會,否定階級鬥爭,質疑黨管媒體,他宣稱:

“政府被老百姓不信任了,垮掉怎麼辦,多危險,垮掉沒有關係,他下臺你上去,這不很簡單嗎,有這麼大的力度,他下臺我上”;

他還宣稱:共產黨不允許代表市場力量、資本力量的“社會組織”發展,“執政到這個份上那不就等於失敗了嗎?”也就是說,共產黨需要支持代表市場力量、資本力量的社會組織大力發展;

接下來,王長江矛頭對準黨管輿論,黨管媒體,同時鼓吹西方擁有輿論監督、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

這樣系統性地從立黨根基、制度根基、道路選擇、黨的領袖與歷史進行造謠否定抹黑的言論,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在正式授課時講出來,令人極為震驚,立刻引起線民公憤。線民紛紛指責王長江反黨推牆。中央黨校教授如此努力,是否應該受到一點監管?

王長江講課的全文,可以自行查閱《王長江黨校集訓講課錄音整理(完整版)》一文。下麵,我們就其中幾個重大問題,例如,造謠污蔑計劃經濟是建國初期共產黨領導拍腦門決定、造謠污蔑新中國沒有解決溫飽、造謠攻擊馬克思中看不中用、造謠抹黑雷鋒等,進行針對性地批駁。在此截取4段音頻文字,並配上點評。

 

王長江發言一:

【60多年前,我們取得了政權。我們不革命了,我們開始搞建設。搞建設,怎麼搞?面前有兩種手段,一種叫市場,一種叫計畫。既然是兩種手段,那就隨便先挑一把吧!結果當時一拍腦袋瓜,就搞了計劃經濟。

結果呢,搞著搞著問題越來越多,走著走著路越走越窄,最後走到死胡同裏去了。怎麼辦,啊喲,不就是手段變化嗎?再把計畫弄掉,現在搞市場經濟,就這麼簡單。就這麼小小的手段的變化,用了30年。用30年時間就完成一個小小的手段變化?那說了半天,我們這個黨太笨了!】

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是拍腦袋決策嗎?

建國初級實行計劃經濟制度,是黨的第一代領導人經過慎重考慮集體決定的,根本不是什麼“一拍腦袋”。如果那些老革命家都依靠“拍腦袋”制定重大決策,中國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勝利。

建國初期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立足點非常明確——在戰爭廢墟上恢復建設,初步建設起中國的工業體系,這個階段必然要進行建設投資。在這一時期,負責制定經濟政策的陳雲同志說得非常明白——在經濟實力還不強盛時期進行投資,是不能“撒胡椒麵”的,必須“保障重點,統籌兼顧”,科學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資金。建國初期,整個國家都處於資本稀缺的狀況,而且整個西方國家(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和全面禁運,使得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很難從外部獲取資金。在這種情況下,依靠農業積累工業化所必須的資金,是當時歷史環境下唯一的選擇,1953年開始的糧食統購統銷,正是出於這種目的。在資本稀缺的前提下,中央集中使用資金建設一批工業專案(如“一五計畫”期間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專案),恰恰是高效率地使用資金。新中國從一窮二白起步,在10年的時間裏就初步建立了工業體系,國慶十周年閱兵的武器裝備都已實現國產化。這在後發工業國裏,已經屬於矚目的成就。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制度,是當時歷史環境下的必然選擇,根本不是什麼“拍腦袋決策”。

國家能夠採取的政策空間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國際環境去談政策制定,純屬空談。給小孩子吃成年人的藥,小孩子很可能會因為代謝不良而出現中毒症狀。建國初期能否直接推行改革開放時期的政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王教授肯定沒有想到2個問題:

首先,你開放給誰?巴黎統籌委員會的17個成員國涵蓋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全面封鎖。當時的中國,連購買一些底端工業品都需要華潤在香港艱難斡旋,更不用說購買技術和自由貿易了。

退一步說,就算巴黎統籌委員會“放水”,建國初期的中國是否具備全面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當時的中國並無工業體系,而且中央政府掌握的經濟力量非常薄弱。在 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全面對外開放,結果只有一個——中國會像今天的許多非洲國家那樣,淪為原材料產地和西方工業品傾銷地,壓根就不會有民族工業成長的空間。 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衝擊不了這個基礎。” 請注意,這句話是鄧小平在建國35周年的時候說的,正是此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得改革開放有了底氣。而在建國初期,國家還沒有像樣的經濟基礎,外資的大量湧入會使得買辦遍地、直接衝垮薄弱的經濟基礎,使得喪失主權的新中國倒退回舊中國。

習總書記反復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才是對建國以來歷史的精闢認識,王教授顯然沒有聽進去。把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說成“拍腦袋決策”,認為前30年的建設無比笨拙,純屬對歷史的無知。推動改革開放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雲,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陳雲是黨內主管經濟政策的副主席,鄧小平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們都是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時身處一線的“操盤手”。如果非要把計劃經濟妖魔化,把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佈局說成是瞎折騰,豈不是說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們當年在帶頭瞎折騰?王長江教授的歷史觀,是無論如何都講不通的。

 

王長江發言二:

【毛澤東老人家不那麼自信了。他說,史達林去世之後被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我能不能得到三七開都不好說,可能是四六開,弄不好是五五開。誰也沒敢跟他叫板啊?誰也沒敢直接給他提出批評啊?說出話來那麼沒自信呢?說穿了,不就是老百姓的溫飽問題沒解決嗎?

搞了將近30年,什麼手段都使出來了,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結果老百姓的溫飽都沒有解決。】

毛澤東時代有沒有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王長江教授在幾百人的黨校培訓中,再次重複一個老掉牙的謠言,說毛澤東時代沒有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問題。

從邏輯上分析,在溫飽得不到解決的前提下,人均壽命應該不長,人口增長率應該較低才是。而事實恰恰相反,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1960年中國人均壽命為43.47歲,印度人均壽命為41.38歲,基本處於同一水準;而到了1976年,中國人均壽命已達65.99歲,而印度人均壽命僅為53.17歲,中國超過印度12歲還多。

1949 年中國人口為5.41億,1976年達到9.37億。世界銀行的數據還顯示,從1963年到1974年,中國的人口增長率都在2%以上的高位運行,屬於歷史最高時期。假如毛澤東時代沒有解決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家家吃不上飯,請問這幾億人都是從哪里冒出來的?為什麼舉國上下的生育熱情高漲?為什麼人均壽命迅速增加?

毛澤東時代是給中國經濟夯實基礎的時代,從一窮二白到共同富裕總要有個過程。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62年到1976年,中國的GDP增長即使不算穩定,平均也有7.5%以上,就整體而言,中國仍是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一個人吃了四個燒餅才飽,能不能得出前三個燒餅都白吃了的結論?因為毛澤東時代的物質條件不如今天,就把那個時代說成“無所作為”,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更是對幾代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污蔑。

 

王長江發言三:

【再好的一個事兒,你把它當作一個運動來搞,早晚要變形,總要形式主義化,總要表面化,沒辦法。你想想,當時我作為一個小青年,什麼事都不懂,你讓我學雷鋒,天天得學,怎麼學?我想來想去就兩件事:

第一,我天天上街轉悠去,為什麼?看到萬一有人摔倒,我把她扶起來,這不就是學雷鋒嗎?所以我老盼著人摔倒。有時候轉悠一天也沒人摔倒。那怎麼辦,我撿起一分錢交給員警叔叔,這就是學雷鋒大大小小全算。這就是一件事兒

第二件事呢?那就是寫日記。為什麼要寫日記啊?那當然要寫啊!平時可能看著沒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兒,萬一有一天咱不幸犧牲了,日記被發現了,那咱不就成英雄了嗎?你瞧瞧,就這個心態在那寫日記,你那個日記能不先進嗎?】

學雷鋒有什麼不好?

王長江教授對學雷鋒的理解是什麼?遊手好閒上街去轉悠;做什麼好事都記下來,期待有一天會變成“政治資本”。中央黨校的教授,把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曲解為沽名釣譽,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雷鋒生前可曾想過沽名釣譽?他短暫的22年青春裏,不僅沒有名利,甚至還遭到誹謗。因為雷鋒做了很多好事,工作也很勤勉,雷鋒所在的汽車團裏有人出於嫉妒打小報告,說雷鋒不務正業、開車技術也不好。這些小報告甚至延遲了雷鋒的提幹。待到團裏經過調查、澄清了事實,雷鋒卻突然因公犧牲。沒有給雷鋒提幹,成了雷鋒團政治部主任心頭永遠無法撫平的傷疤。如果雷鋒喜歡沽名釣譽,早就去走“上層路線”了,何必為那些不會提拔他的戰友和駐地群眾做事呢?雷鋒做好事的動機 很單純——新社會讓他這個孤兒得以接受教育,成為光榮的工人、軍人,所以他非常感激這個社會,希望用自己的行動回報這個社會。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心理投射”。用一個比較通俗的解釋來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一種典型的心理投射。有些人自己無利不起早,於是以為別人行事都是出於赤裸裸的利益動機。以這種思路去妄自揣測和解構雷鋒精神,只會顯示出這些人內心的極度齷齪。

 

王長江發言四:

【實際上,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到中國啦。當時中國被迫開放,各種先進思想蜂擁而入,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別的思想更明顯,不比別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別的思想更鮮豔,它只是一個流派。為什麼?用我今天的評價,那就一句話——中看不中用!

可能大家都是黨校的老師,一聽,怎麼王教授這麼說呢?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這也評價太低了吧?這不是我評價,這就是當時的事實】

馬克思主義是否“中看不中用”?

習總書記最近多次強調,要好好讀一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這一點王教授顯然做得不怎麼地——也正是因為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缺乏起碼的瞭解,才會得出“中看不中用”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分為多個階段,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形成階段。而進入20世紀,列寧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主要體現在2大方面:

1- 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和政權思想體系,具體內容包括:

·建立與人民緊密結合的政體(“議行合一”)

·實行革命階級的專政

·通過國家機器貫徹階級意志

·從階級立場出發解決民族問題

列寧這些基本的政治思想架構,在我國現行的1982年憲法裏都能找到。

2-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架構構想

列寧意識到,生產力落後的蘇俄不可能直接進入共產主義,所以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作為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可行方法。《列寧選集》第四卷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制度非常清晰的構想:

·社會主義階段需要利用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經濟。所以仍會存在商品經濟和雇傭勞動。

·社會主義階段也會催生公有制經濟,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格局。

· 社會主義階段會同時存在多種力量——實行按勞分配的公有制經濟提高社會平等的程度,使得社會主義得以向更高層次的社會制度邁進;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同樣有可能使得社會主義倒退回更低層次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階段的建設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和鬥爭,既要利用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生產力,又要防止資本主義因素坐大而吞噬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乃至政權。

·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既是勞動者也是小私有者。對這些群體既要團結,也要改造,使他們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這是多麼深邃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列寧早在100年前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構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行的所有政策嘗試,都沒有超出列寧100年前搭建的架構。能夠跨越百年而顛覆不破的理論,怎麼可能“中看不中用”?

請問王教授,你提出了什麼“中看又中用”的理論,足以超越百年前的列寧?

鄧小平同志也說過:“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

習總書記則強調,“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 “在人類思想史上,還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作為闡述人類社會客觀運行規律的科學,怎麼可能“中看不中用”?王長江教授自己並不懂馬克思主義,卻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庸俗化,違背中央精神對黨的指導思想胡言亂語,這樣的人是不是該管一管?

附注:需要上述四段音頻的讀者,可以訪問以下鏈接自行下載:

https://share.weiyun.com/da06addf63a2ae7cff6d271a8b8f8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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