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把一切獻給了中國共產黨

編者的話：作者把這篇文章交給我時，提出把當年父母親蒙冤受屈的那些經歷一筆帶過。我讀完全文後反復思考，還是保留了這一部分。因為作者與我交談時曾講過一些非常令人感動的情況。作者的父母無疑是那個時代把自己的一生真誠地、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人民翻身解放和祖國繁榮昌盛的革命者——這是他們畢生不渝的堅定信念。正因為如此，在他們蒙冤受屈的艱難歲月裏，不僅積極努力爭取著回到組織的懷抱，而且嚴格教育自己的兒女正確看待父母的厄運，決不能把某些個人懷著成見帶給他們的不幸歸咎於組織。在陳昌夫婦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正是他們自己畢生的無悔追求,他們畢生真誠地以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為重，所以絕不會因為自己蒙受的冤屈冤屈而泯滅對代表國家著命運、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出於這樣的胸懷，作者的母親在陳昌蒙受冤屈、家庭受到受到牽連的情況下嚴格要求兒女們不能把組織內部個別思想猥瑣、意識狹隘者帶給他們的不公正歸咎於黨，並且堅信會有雲開霧散、是非明瞭的那一天。陳昌夫婦的思想品格和政治節操與我遇到的那種一方面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四處炫耀招搖,一方面卻立足西方敵對階級的利益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卑劣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所以我保留了作者要求寥寥數語、一筆帶過的那些內容,以便真實地體現那一代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無私的高尚情操。我想,正是千千萬萬陳昌這樣的共產黨人,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肖月)

緬懷敬愛的父親

父親陳昌是四川儀隴人,1907年1月出生。1926年參加北伐革命時，他任葉挺部補充團三營營部中尉副官。

1927年 南昌起義時，僅20歲的父親擔任起義總指揮賀龍的侍從副官兼“賀龍手槍隊”隊長，日夜警衛著起義指揮部，保衛著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起義將領的安全。

南昌起義失敗後，父親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酷的險惡形勢下,毅然於1927年底在武昌中山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父親把他的一生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事業。

父親是紅軍中一名英勇的指戰員。無論是在梅縣任赤衛隊總隊長、紅軍連長、政委,還是在李濟深“反蔣聯共人民政府”的“閩南討進軍第七支隊”任上校副司令，每次戰鬥中他都身先士卒、衝鋒在前。那時他參加過大、小戰鬥二十餘次，負傷兩次。正如他自己所說：“只要有為革命犧牲的決心，抱著同仇敵愾的精神，就不怕死。戰鬥中不是我打死敵人，就是敵人打死我，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時，被炮彈炸死、被子彈打死、被刺刀戳死是最痛快的死。”我們為而自豪。

此合影是為了二老合葬墓碑而PS的婚紗照

1929年秋,父親和湯昭武一起成功地籌畫了四川“石寶寨起義”，創建了川東第一支紅軍武裝；此後,他又在河南確山縣策動了國民黨新二十軍邵子舉部的安仰哉全營起義……父親深知“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積極投入黨的兵運工作。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黨投敵，使我黨的情報系統遭受重創。父親奉命加入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即中央特科，並在黨旗下宣誓做一名“無名英雄”。這一次工作變動是他革命經歷的重大轉折,開始了他在隱蔽戰線從事黨的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工生涯直至重慶解放之後保衛重慶。父親在王世英、馮雪峰、李克農、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領導的單線領導下，曾經先後在四川、上海、武漢、河南、福建、安徽、浙江、江西、廣東、廣西等省、市，以多種身份（國民黨軍官、政訓員、參謀、副官、政治部主任、蔣介石侍從室試用副官、情報官、稽查大隊長、青幫成員、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報社社長、教師、校長、老闆、農場主等等）搜集、整理軍政情報上達黨中央。他根據上級的意圖，獨立開創、獨立組織、獨立承擔完成各項任務並屢建奇功。為黨和軍隊獲取大量的情報，對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3-1934年，黨中央派他做十九路軍的工作，他歷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員、閩南討進軍第七支隊上校副司令、江西德安第四專署保安司令部偵緝大隊長。獲取了蔣介石南昌行營通訊密碼,監聽到蔣介石與師級以上軍官的通話,從而掌握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圍剿的《軍事計畫》和《電碼秘本》以及蔣介石與十九路軍無線電《呼叫密件》。父親派項與年同志轉送莫雄專員冒死獲得的《鐵桶計畫》，使黨中央完全掌握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計畫並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及時突出重圍撤出江西根據地，開始了二萬五千裏的長征。毛主席在長征途中非常感慨地說：“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做情報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沒。”這是對在隱蔽戰線中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同志的最中肯的評價。

1935年8月，父親奉命打入重慶復興社別動總隊，獲得大特務頭子康澤同意開辦並任社長、陳養山任總編兼任重慶行營情報處義務情報員、陳克寒任編輯負責全部的文案,借《新四川通訊社》搜集西南各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報,掩護並協助抗日文化名人陶敬之、溫嗣翔、侯野君等進行抗日宣傳和抗日救亡活動。父親還通過《新四川通訊社》利用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勢力的矛盾開展黨的秘密工作。父親利用敵人的“紅旗路線”（偽裝抗日，打入我們內部進行破壞的路線）假戲真做，以《新四川通訊社》的名義，積極配合並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活動。在“重慶市各界人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成都設立領事館大會”、“重慶各界人民援助綏遠組成抗日後援會”等運動中總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選為常委。父親還根據我黨的政策提出“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精誠團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到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等口號,組織了兩個大學、三四十個中學的學生宣傳隊與糾察隊，放手展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在“西安事變”聲討蔣介石的大遊行中公開散發了10萬份傳單。此外,父親還利用身份和職務之便,暗中掩護和華鎣山遊擊隊和頗有影響的“雙槍老太婆”陳聯詩。他還發現了敵用“質光燈”檢查我黨地下工作通常使用化學藥水密寫材料的秘密，因此偵破了1934年我重慶地下組織30餘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黨中央根據他的重要發現迅速通知各省地下組織改變使用化學藥水密寫通訊的方法，及時保護了黨的地下組織。

1938年，父親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並通過關係獲得“蔣介石侍從室”試用侍從副官的資格，受李克農同志直接領導。期間,父親獲取了蔣介石侍從室至武漢大學珞珈山的警衛人員佈置全圖、蔣介石侍從室的人員情況、每日蔣介石的出入時間、使用的汽車號碼以及蔣介石侍從室車輛號碼和與蔣介石接觸的中外要員等等情報。可惜他是四川人，蔣介石怕其系劉湘派遣未能轉為正式的侍從副官。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父親本應根據李克農同志“失去組織關係可以找黨中央。”的指示到北京報到。但鑒於重慶是蔣介石集團軍政老巢，國民黨反動派絕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定會千方百計地破壞和顛覆人民政權,因此鎮反工作是當時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的重要保障等特殊政治情況，父親為了重慶新政權的安危，不計個人利益,毅然放棄到北京去的機會，決定留在重慶繼續以秘密身份從事政治保衛工作。他主動向入川部隊首長劉明輝同志彙報了自己的情況，經西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周興決定派往重慶市公安局工作,分配在一處三科帶領“精字20號”小組作偵查工作。在兩年多時間裏，他先後以“華川煙廠”、“人民書店”、“關廟茶社”老闆及“立信會計學校”、“崇德會計學校”政治教員為掩護，帶領“精字20號”小組，偵查發現“特情”500餘件，發展“社情”、“特情”人員50餘名。破獲特大匪情《中中案件》（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和顛覆新中國的反動武裝組織《中國平民革命黨》、《中國反共救國軍》）。1951年1月13日淩晨在重慶、江北、巴縣、武勝、嶽池等地一舉抓獲反動組織匪首鄧錦環（反共地下軍總指揮）及匪特組長、反共救國軍地下司令等176人，摧毀了他們藏匿的窩點，繳獲了電臺、金條和大量的槍支彈藥、炸藥等武裝物資,將重慶地區企圖“反攻大陸、復辟”的武裝力量一網打盡,徹底地粉碎了蔣介石集團企圖在重慶復辟的陰謀,為捍衛新中國又立下了一大功。

父親為黨做出了許多重要工作，而他對黨的忠誠更是讓人欽佩不已！

1931年父親參加“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即“中央特科”工作時，就做好了隨時被逮捕和犧牲的思想準備:“如被捕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之下，不做叛變組織的事情，把個人的生命和一切都獻給黨！” 他在白區工作的二十餘年中，曾四次被敵人逮捕，尤其是第四次被捕所受的酷刑更是駭人聽聞，經受了“釘竹釺”（將竹簽釘入指甲縫裏）、“踩杠子”（頭腳捆住，將棍子插入腰部下麵，作為支點另一端命匪徒使勁踩）“電刑”等殘酷折磨。他在敵人的酷刑折磨下死去活來，卻始終堅貞不屈，抱定犧牲的決心，堅決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用伏契克同志的話鞭策自己：“腦筋不下命令，屁股是不會說話的。”一個月後國民黨反動派仍然抓不到他的把柄，惱羞成怒再次用“老虎凳”和“猴兒搬磚”（把人捆在凳子或柱子上在腳下加磚頭，痛得全身骨頭都散了架似的。）等非人的酷刑逼供。在施刑中，敵人還將被捕的其他同志押來看他受刑，並威脅其他同志說：“你們不老實交代，也照樣給你們嘗一嘗“它”的滋味！”但是父親抱定了為革命犧牲的決心，牢記史達林同志所說的：“打落牙齒也不說出一個同志的姓名和地址來”。將共產黨人忠於革命忠於黨威武不能屈的高貴品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母親何妨曾跟姐姐陳世英說過：“解放前，我們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你爸爸怕我受不起酷刑而叛黨。就跟我說：‘其實最怕的時候，就是敵人把刑具擺在你面前、威脅你的時候。還有就是見到別人受刑的慘狀的時候，最容易叛變。這時候如果你想到，為革命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就挺過去了。真正受刑時，實在是很痛，痛得要命，但第一次忍受過以後，就痛得麻木了。這時候由疼痛而產生對敵人的仇恨，就使你越整越火，越整仇恨就越深，就不會害怕，只有恨只想報仇，就堅強了。人是受思想支配的，伏契克說：‘腦筋不命令，屁股不會說話。’只要頭腦裏有黨，準備為黨犧牲就一定不會叛黨。”父親就是以他的親身體驗，對我們的母親進行教育。我們從中看到了他對黨的赤誠。威武不能屈，正是父親在敵人淫威面前的寫照！

陳昌和何妨二位忠誠的老黨員的骨灰盒上雙雙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二老長眠在黨的懷抱裏繼續她倆革命愛情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父親：

“有的人很勇敢，但在金錢、美女、高官厚祿面前就往往喪失了立場。”1933年，當黨中央派我父親前往福建做十九路軍工作時，直接領導人劉仲華同志對我父親說：“你到白區獨立工作，不可能過組織生活了。經常與壞人在一起，經濟收入又多些，再加上吃、喝、嫖、賭等腐朽生活環境的引誘，我們很擔心你經不起這樣的生活考驗而蛻化變節。其他方面組織上是放心的。這個問題你不要馬上答復，請你認真考慮後再回答。”父親經過反復思考之後向黨提出保證：“今後在白區，獨立地幹地下保衛工作時，為了完成黨交給我的工作任務，常與壞人相處，一定不為吃喝玩樂的資產階級腐化生活所侵蝕，保持共產黨員的艱苦樸素作風，堅決做到同流不合汙。自覺將自己每月的經濟收入除維持個人及家庭最低的生活費外，多餘的錢全部繳做黨費，以作為黨地下工作的經費，按月向組織報告。”二十年來，父親在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環境中生活，始終與敵人同流而不合汙，始終堅守著對黨的保證:出於污泥而不染。

父親不僅在解放前將收入所得除維持基本生活外都作為黨的活動經費,甚至解放後在重慶市公安局工作期間也是如此。他在市公安局做秘密偵查工作兩年多期間，重慶市公安局僅發給過他開辦書店所需200萬舊幣。父親只領了2個月的供給（150斤大米、16萬舊幣），就沒有再從組織方面領取過一分錢活動經費，也不曾報銷過一分錢的差旅費。“精字20號”小組六人的生活費和辦案經費全靠父親兼任兩個會計學校的教員得到的每月100多萬元工資（舊幣）並向私人借款1600餘萬元（舊幣）來維持。家裏最值錢的就是姐姐的一雙小皮鞋。而父親完全採用過去地下黨時養成的工作作風，工作經費由他個人負責籌集。父親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重慶市公安局在為國家安危辦案，他只是一個工作人員。更有甚者，辦案中所有的虧欠、借貸竟然成為後來某些懷有成見的人指控父親“貪污”的藉口，將其逮捕勞改。這是對如此廉潔奉公的父親是多麼大的屈辱啊！

2009年7月1日陰陽相隔50年的陳昌和何妨，這對患難革命伉儷終於團聚在九泉之下

1951年在《中中案件》破獲後不到半年，“精字20號”小組的四位幹警立功受獎時，重慶市公安局以“大貪污犯”將父親逮捕判刑勞改兩年，母親受株連也被重慶市公安局除名。所謂“貪污”事實就是因忙於破案，企業經營不善倒閉，虧欠借款1600餘萬元舊幣。父親對這一“罪名”，一方面詳細地向組織“交待”自己並未“貪污”的事實，另一方面認為：通過這一手段調查他的歷史有無叛變行為，也很正常。因此，父親不但不氣憤、抵觸，反而十分珍惜這次能用“勞動改造”來消滅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在認真“勞動改造”的同時，還不忘自己的“公安身份”，勞改中對其他罪犯進行監視、調查、彙報。這一切，也贏得了公安幹警的尊敬。獄警曾同情地問父親：“你1927年就是上尉了，如果不搞特工、不戰死在沙場，你現在肯定可以當將軍了。而你現在卻身陷牢房，你後悔不後悔？”他當即答道：“不後悔，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父親以“貪污罪”被捕後， 重慶市公安局又無理地將我們的母親何妨“除名”。母親背著個“大貪污犯家屬”的罪名，誰也不敢接濟我們。當時，母親已懷孕8個月、還拖著個6歲的女兒。一個好心的孕婦讓我母親給她當“保姆”在她家生產，出生不久的嬰兒又不幸患“結核腦炎”不治死亡。母親產後剛滿月，就去幫人洗衣服，姐姐到街上檢柑橘皮賣、共同維持母女的生活。姐姐記得有好些公安局的叔叔，悄悄給她幾塊錢來“買走”檢來的柑橘皮。實際就是救濟我們母女倆。可惜姐姐現在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之後，母親以歸僑的身份在僑聯的幫助下，就讀於重慶市工人醫院“護理員培訓班”重新參加了工作。父親出獄後，對於我們母女的遭遇，父親同樣沒有怨言，還安慰母親：“要相信黨，會搞清楚他的問題的。”

1954年6月2日，父親“刑滿釋放”了。儘管通過兩年多的甄別調查、證明父親政治歷史沒問題！而且根本不存在“貪污”罪名。但是重慶市公安局竟然拒不安置父親的工作。父親只好在母親所在的重慶市江北結核病院當一名臨時的清潔工人。父親和姐姐在醫院附近的農村租一間小屋居住。時值黨中央號召“掃盲運動”，父親竟用其微薄收入的一半去買黑板、書、本子、筆，在油燈下，教農民讀書識字。那時姐姐正在讀小學二年級，晚上也幫著父親，一起輔導村民學習文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給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老首長寫信，“要求解決工作和恢復黨籍。”通過董老的干預，1954年12月父親被中共重慶市委安排在長壽縣獅子灘的中國西南水力發電工程局工作，在總務科任雇員，工資28元。父親沒有一點不滿，積極熱情地工作。因為獅子灘水電站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來自全國各地參觀學習慰問的人員絡繹不絕，父親被派往招待所任副所長。父親除搞好接待工作之外，還教他們練氣功治病強身。姐姐記得看過好多封來自各地的感謝信，看見父親買的好多醫學書籍，父親將在國民黨獄中所學的氣功，毫不保留地發表在《新體育》雜誌上，讓全國更多的人學習、健身、治病。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孫政委（右）得知《陳昌同志自傳》，專程趕到樂山陳世英（左）家中請陳昌同志回家

為恢復黨籍，父親積極配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孫政委（右）得知《陳昌同志自傳》，專程趕到樂山陳世英（左）家中請陳昌同志回家合組織審查寫了第四份《自傳》，並利用接待全國各地領導的機會，終於在1957年7月找齊了1926年至1949年各歷史階段的證明人，收集到許多《證明材料》，將各階段的證明人情況製成表格，完善了第四份《自傳》（1952年後，這個自傳被作為不可多得的我軍諜戰史書之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珍藏）。1957年12月，父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述說了自己從1926年19歲起參加革命、20歲入黨的經歷和對黨的無限熱愛，希望早日回到黨的懷抱的迫切心情。“準備著興高采烈地、迎接重新歸隊的生活。”希望黨組織讓他“去讀黨校，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水準。”希望黨組織支持他“將二十多年革命鬥爭中的所見所聞之偉大鬥爭事蹟、戰友們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來，暫定書名為《地下的火焰》。”父親強調：“我是為革命而生活的，為黨而生存的。我懇切地、堅決向黨組織申請、要求恢復我的黨籍，為黨為人民做更多、更好地工作。”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收藏《陳昌同志自傳》的收藏證書

1958年3月，正當父親懷著極其迫切、喜悅的心情等待恢復黨籍的時候。突然被通知參加一個會議，會上竟宣佈我父親為“右派”，立刻監督勞動改造，每月只發18元生活費。這一晴天霹靂，幾乎將父親摧毀。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怎麼會“墮落”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右派”的重創，幾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父親陷於極度的苦惱之中。幸好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王世英伯伯（他就是1931-1938年中央軍委“特科”的老張同志）因公路過重慶，向重慶市委瞭解到父親被定為“右派”的原因後，將他招到重慶以戰友的身份親切地會見了他。王世英伯伯首先肯定了父親“過去對敵鬥爭的成績和對黨的忠誠，”鼓勵父親“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來。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恢復黨籍。”父親從王伯伯那裏感受了同志的信任和黨的溫暖，於是又堅定了信心，自覺地投身於“勞動改造”之中，爭取早日回到黨的懷抱。

由於當時左傾路線的錯誤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全國人民的生活極端困難。像我父親這種每月只有18元生活費、18斤糧食、還要強制“勞動改造”的人，就更難逃厄運了。1960年1月，一向紅光滿面、體格健壯的父親，竟變成了面色蒼白、全身浮腫、伴胸水、腹水，走路都困難的重度營養不良的“老人”（那時父親才53歲）。醫生給他開的病假條，竟被管教人員撕毀，而且每天還規定他必須挖多少土方，父親只好連軸轉……當父親感覺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時，他想到的不是自己含冤未雪的委屈，而是擔心自己的死，會造成妻兒對黨的不滿。他對母親說：“不要埋怨黨、埋怨組織，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總有一天會搞清我的問題。要教育孩子聽黨的話、跟黨走。要相信黨，要為我們的理想——實現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不想這些話竟成了他的遺言。1月26日淩晨兩點，工友們發現父親暈厥在電站大壩的工地上，身旁扔著鋼釺、籮筐、扁擔。醫院診斷為“低血糖昏迷”，雖經搶救無奈為時已晚，父親再也沒有醒來，一縷忠魂就這樣悄然地消逝了，享年53歲。就這樣父親含冤離開了他一心一意要回到的黨；離開了始終不離不棄追隨他革命才三十六歲妻子、丟下了十三歲的女兒、四歲、兩歲的兒子；離開了那些還在為他牽腸掛肚的老領導、老戰友；留下了寫一本歌頌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特科”對敵鬥爭英雄事蹟的《地下的火焰》的遺願。

陳昌同志與重慶市公安局老戰友合影留念，懷中的孩子為大女兒陳世英

父親的老戰友湯昭武伯伯和老首長王世英伯伯得知他含冤去世後，異常氣憤，隨即聯名向中共中央組織部為父親《申訴》，請求黨中央給陳昌同志的政治歷史作結論。196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責成中共西南局組織部，中共西南局組織部責成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對“陳昌同志的政治歷史進行甄別”。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歷時四年，由30多人組成的專案組完成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交給的任務。1965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父親的組織結論是：“陳昌同志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入黨，確系我黨黨員。西安事變後被迫失掉組織關係。但他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和黨的周圍從事革命工作和進步活動。他整個一生是革命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因為1952年判刑勞改是錯案，所以1958年右派也是錯案，按照法律手續予以撤銷。恢復其革命幹部名譽”，這是全國第一個右派平反的案例，父親終於沉冤得雪。但遺憾的是父親的黨籍沒有恢復。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陳養山伯伯和陳克寒叔叔幫我們把請求為陳昌同志恢復黨籍的材料轉呈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給父親的結論：“陳昌同志黨齡從1927年算起”。並責成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派員專程來樂山，給父親舉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蓋黨旗儀式。

父親的遺願在含冤逝世後的第21年實現了，他終於回到了他魂牽夢繞的黨的懷抱。1983年，中共四川樂山地委也為一直受父親株連的母親公正的結論，母親的冤情也終於平反昭雪，恢復了革命幹部名譽。1937年9月，14歲的母親就參加黨領導的廈門兒童救亡劇團。19歲起追隨父親革命出生入死、飽受磨難。母親60歲那一年加入了她即使蒙冤受屈時也深深熱愛的中國共產黨。2009年母親病故時，組織方面在她的骨灰盒上莊嚴地覆蓋了中國共產黨黨旗。

安息吧，敬愛的爸爸、媽媽！你們的兒女和孫輩都正在繼承著您的遺志，在各自的崗位上繼續著您未竟的事業，都在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努力奮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