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女兒李敏
爸爸自己生活簡樸，但對他人，無論是衣服，還是錢財，只要對方需要，爸爸都會送給他的。
爸爸這點倒很像我的奶奶。爸爸從小對人就有同情心。當年在老家的橋頭灣、井灣裏等地讀私塾時，有一個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學，他家裏很窮，常常不帶中午飯到校，到晚上再回家吃晚飯。我爸爸知道後，就把自己從家裏帶來的午飯分出一半給他吃。午休時還常幫助他撿柴。這事讓奶奶知道了，她每天給爸爸帶午飯時就特意多裝上些，讓他們倆都吃飽飯。
後來，爸爸到長沙第一師範上學。有一年的冬天，在去長沙的路上，遇到一個窮苦的青年，爸爸見那青年在風雪天裏還只穿著單衣，凍得渾身直打顫，就和他談起來，從談話中爸爸知道他家境貧寒，是生活所迫，才外出謀生的。爸爸很同情他，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脫下來送給他。那青年很感激爸爸。學校放假回家後，奶奶發現爸爸的上衣少了一件，就問爸爸，爸爸把事情如實地告訴了奶奶，奶奶只是笑笑，沒有責怪爸爸。
爸爸關心群眾的事是很多的
1927年的冬季，井岡山上大雪紛飛，寒風刺骨。爸爸的房東謝槐福，大冬天身上無防寒抵風的棉衣，只穿著一件破破爛爛的單衣，在寒風中凍得直抖。
爸爸看在眼裏，痛在心上，就走過來，輕輕地拍拍他的肩頭，親切地說：“槐福呀，天冷了，你要穿衣服哩！”謝槐福回過頭來看看我爸爸，便實話實說：“毛委員，我沒有衣服呀！”
爸爸聽了，馬上把自己身上剛剛發的一件棉衣脫下來，披在謝槐福的身上，告訴他說：“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員，你身上只穿兩件單衣，我怎麼能穿你的棉衣哩！”謝槐福說著又把衣服遞給爸爸。
“你莫擔心我口羅，我不怕冷，我習慣了。”爸爸說著又把棉衣給他穿上，還親自給他扣好扣子。
在長征途中有一天，正遇上陰天，天昏地暗，部隊行進很困難，這時恰恰又遇上國民黨的飛機。突然，敵機投下一顆炸彈，不偏不倚在警衛班長身邊“轟”的一聲爆炸了，班長倒在了血泊中。爸爸哭了，在場的人都哭了。爸爸慢慢地舉手摘下紅星帽，默默地站在警衛班長的遺體旁，不說一句話地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含著淚水，掩埋了戰友，又繼續上路。突然間，爸爸又返了回去，從一個戰士的手裏拿過一把小小的工兵鐵鍬，又一次為警衛班長的墳培土。爸爸一鍬又一鍬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墳堆上，又沉重地用鐵鍬拍打拍打。爸爸站起來，深情地望著這座新墳。很久他才拖著沉重的步子，一步一回頭地緩緩地離開，他又帶著隊伍繼續長征。
1934年12月下旬，爸爸和紅軍從黎平向黃平行軍時，在一個村邊見到一個農村婦女，躺倒在路邊上，奄奄一息了。爸爸走上前問清楚了，原來她是當地的農村人。爸爸毫不猶豫地從自己身上脫下一件毛線衣，給她穿上，從自己的行李中拿出一條布被單子，又讓警衛員拿了兩條裝滿糧食的乾糧袋，一起都送給她。這位老鄉有了活命糧，暖身衣服，她含淚連聲對爸爸道謝。
1934年4月的一天，紅軍與敵人作戰時，爸爸和朱德爹爹在指揮所裏，離前沿陣地只有兩裏路遠。戰鬥開始後，爸爸看見一個戰士在攻擊敵人時負了傷，倒下去了，就馬上出了指揮所跑了過去，隨手就把自己的衣襟“嘶啦”一聲扯下一片來，像個訓練有素的衛生員一樣，很快給戰士把傷口包紮好。他又彎下腰，弓起身，背上戰士就往衛生隊走。
“同志，你是做什麼工作的？”那戰士覺得背著他的這個人看著挺面熟的，就是一時想不起來是在哪里見過面，才這樣試探著問爸爸。
“我們都是紅軍，經常見面的。”爸爸怕說實話後，戰士不讓自己背，會耽誤治傷，就含糊地回答他。
當警衛員滿頭大汗地追上時，爸爸已經背著那戰士走出一裏多地了。
“毛委員，您快歇歇。我來背他！”警衛員邊擦著額頭的汗邊對爸爸說。
“你先去找副擔架來，我們兩個抬他走。”爸爸說著還在繼續大步流星地朝前走。
那個戰士一聽說背他的人是毛委員，也不顧自己傷疼，一下子就從爸爸的背上滑下來，說什麼也不肯再讓爸爸背他。警衛員要背，他也不讓，非要堅持自己走。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時正好擔架隊來了。爸爸同警衛員一起把他輕輕抬上擔架。
1935年6月2日，紅軍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時候，遇上國民黨的飛機轟炸，爸爸身邊的警衛班長胡昌保犧牲了。爸爸悲痛萬分，他雙手抱著胡昌保放在地上，讓他躺平後，爸爸又用自己的毛毯蓋在胡昌保的身體上。並在遺體旁站了很久很久，才依依不捨地又繼續率隊伍前進。
再就是紅軍奔襲雲南途中，媽媽為掩護傷患而負重傷的事。
其實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會遇到的。爸爸生活上，是最清苦、最簡樸的。因為爸爸心裏裝著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國的普通群眾。
1935年，紅軍翻越了夢筆和長板這兩座大雪山。這一帶地形非常險要，周圍許多山上都是積雪，又時常下雨，真是河流錯綜，路滑坡陡，要是再遇到森林，有蒼松古柏遮天蔽日，行軍就更困難。爸爸拄著根木棍和戰士一起行軍，警衛人員悄悄地弄來擔架，要抬著爸爸走。
“我身體蠻好，幹嗎要我坐擔架？”爸爸說著把棍子一扔，大步朝前走。他們知道，爸爸丟掉棍子，是故意做出不疲倦的樣子，可他們還是不離開爸爸身旁。爸爸被纏不過，就乾脆停下腳來，讓他們在前面先走自己再跟在後邊走。當爸爸發現傷病員和體弱的同志時，就叫住擔架隊員溫和而又耐心地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完成任務了，抬傷病員和抬我都是一樣的，快去抬上走吧！能讓一個傷病員恢復健康，我們的革命就多一份力量！去吧，去抬吧！”擔架隊員只好服從了。
同年的7月，紅軍到達黑水、蘆花一帶，正值青稞麥熟季節，總部就命令部隊幫助藏胞下地收割。部隊所有人員都投入了這一行動。爸爸和大家一起割麥、打麥，還要從幾十裏地外背著幾十斤麥子運回來。一天黃昏時分，爸爸背著麥子往回走，他邊走邊和同志們聊起天來。這時，他見到前邊有些同志在路邊休息，還不起身走，樣子很疲憊，爸爸就上前詢問，原來這些都是大學生和留學生，是剛來不久的知識份子。爸爸就風趣地對他們說：“年輕人，血氣方剛，我們怎麼倒有點老年氣呢？”他們一聽，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後來爸爸才知道，他們是在割麥時因不會使勁兒，手掌都磨出了血泡，腳也被麥茬子紮破了。爸爸就非常關心地說：“原來是這樣，那你們就少背些嘛！記住，回去後就找醫生給上點藥，萬不可讓毒水浸了。”
隊伍已進入草地第七天了。那天天色已晚，部隊準備就地宿營了。
爸爸卻一直朝前走。原來爸爸是看見有兩個戰士倒在路旁了，他走上前去，彎下身子親切地拍拍兩個戰士的肩頭說：“同志，不能倒下啊！”
他倆認出了這個人是毛澤東。
一個戰士輕聲無力地說：“首長，我走不動了。我，我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
爸爸聽了，伸手從自己的乾糧袋裏掏出幾塊青稞餅，又親自送到戰士的手中，並懇切地說：“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無論如何你要走出去。”
兩個戰士望著爸爸，激動得流出了熱淚。他們知道，這幾塊青稞餅，在此時、此刻、此地意味著人的生命！他們怎麼也不肯收下。爸爸說道：“你們要吃。不吃，就出不去了。”他們含著淚，吃著餅，望著爸爸，用力撐著身子站起來，艱難地挪動著步子。爸爸就讓警衛員扶他們走。
爸爸就是這樣愛每一個戰士，疼每一個人，無論是誰遇到困難他都會相助相幫的。
樂於慷慨助人的爸爸
我記得在我結婚前後，我的一位女友和令華的同班同學也在戀愛，準備結婚。這本來是一件挺好的事。可有一天，我的女友對我說：
“我們雙方家長都不同意我倆戀愛，更不同意我們結婚。我感到非常苦惱，心裏也很痛苦，真不知道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
“為什麼？”我沒等她把話說完就迫不及待地問她，想盡快知道結果。
“門不當戶不對。”她用六個字把原因告訴了我。
我知道，她的父親是某部部長，她男友的父親是某個工廠的書記。
我想，這可能就是她說的門不當，戶不對。就是說部長和工廠書記不是一個級別，不能同坐一條板凳，當然就不能攀親結友，更不能互稱親家了。
門第高的不願意女兒下嫁。為使女兒將來生活得舒適些、安逸些，想攀個高枝。我認為父母有這種想法也沒有什麼可指責的，但不能阻撓、干涉女兒的婚姻大事。
我給她講了我爸爸當初為什麼一再讓我看“打金枝”這段京戲，意在讓我明白自己婚後該怎樣對待令華及他家裏的人。
她的男友家長也不同意他們的婚事，這就難了，我一時也搞不清楚是怎麼個理兒。後來我也明白了，他們認為自己是一般幹部，不願意讓自己的兒子去攀個高級幹部的女兒，不去跟那高門子弟人家結親，怕娶個“小姐”回來家裏的關係不好處，說深了不是，說淺了也不是。
家長有這種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兩個年輕人又的確相處得很好，他們彼此相親相愛著。我認為當家長的不宜過多地干涉女兒的自由。可我又沒辦法幫她解決問題。
我就想到了爸爸，爸爸能解決女兒的任何問題，同樣，我相信爸爸也能幫助我的女友。我就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爸爸。
爸爸聽了以後說：“娃兒們的事，當家長的不要去管那麼多。像我嬌娃一樣自由多好！”爸爸很支持他們的婚事，我把此話轉給了女友。
他們結婚後，爸爸還曾問過他們的情況，我說：他們在生活、學習上遇到些經濟困難，一時還沒有想出更好的解決辦法來。爸爸聽後說：“我來支援他們。”
“您怎麼支援？”我問爸爸。
“我有稿費嘛！”爸爸樂呵呵地說。
從此，爸爸每月都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40元錢，由我轉給他們，供他們學習、生活，直到他們完成大學的學業為止。
提到他倆，我又想起了令華的另一位同學，也是因為學習時遇到了經濟困難。爸爸知道後，二話沒說，以同樣的方法，從自己的稿費中每月支出40元錢按時由我們轉給他，幫助他克服了困難，使他順利地讀完了大學。
我想，爸爸這樣做，是出於他對年輕一代的關心、愛護，因為在爸爸的眼裏，年輕人是祖國的希望，是祖國的未來，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們不屬於某一家，他們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同樣，爸爸用自己的稿費來幫助他們克服困難，繼續深造，這也是在為國家培養人才而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他們不屬於某一家，他們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選自《生活時報》2001年4月10日，作者：李敏，原題：《我的父親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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