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代史，恐怕中國人感情最為糾結的國家就是日本。近代以前，中國曾經是日本的老師;但近代日本學西方，脫亞入歐，學到了很棒的工業體系，工業化做到世界前茅，一度將中國遠遠地甩到後面，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全面工業技術優勢。這是個事實，必須尊重和承認，然後謙虛地學習改正。
但問題發生在下一個環節，日本的理論家、政治家、戰略家及部分中國知識份子把這一段時間的技術優勢解釋成了日本文明對中國文明永恆的優勢，有一些人甚至直接把它解釋成“日本人比中國人強”。
四大文化謊言
上述人群散播其觀點的主要途徑就是：日本人編造文化謊言，然後由中國有些知識份子一百年來不斷重複。
中國人“馬馬虎虎”。魯迅臨終時對內山完造說：“中國人正患著一種疾病——馬馬虎虎。‘馬馬虎虎’若不治療，就無法救中國。”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也在影射這一點。對此，我在沒出過國時是同意的，出國後才發現這是日本知識界製造出來的概念。橫向對比其他國家，更發現這概念不靠譜：去了美國，發現美國人跟我們一模一樣;接著去俄羅斯才發現，那才叫馬馬虎虎，後來又去巴西和印度，才知道真正馬馬虎虎的是他們，而且沒有底線。中國在大國裏面算好的，馬虎竟然也被日本人說成是中國人特有的毛病，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中國人“不團結”。“中國人不團結、一盤散沙”的觀念對中國知識界、政治界影響頗大，連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都這麼說。我之前也覺得這個判斷是對的，後來常在世界上來來往往，美國去了100多次，別的國家和地區也有70個左右，就發現跟很多國家比，我們其實團結得多。
中國漢奸世界最多。粉碎這個謠言，我們要拿數據說話。
首先計算一下抗戰時期中國的總人口數量。不少人熟悉譚嗣同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就以為民國時期中國總人口為4億，但事實上這一數字並不準確。距離民國最近的人口調查數據應該在1951年，新中國邀請蘇聯專家，搞了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人口調查，得出中國總人口為5億。將內戰、抗戰等戰爭減員因素考慮在內，民國時期人口數可能超過5億。
以5億為人口基數，我們很快可得出400多萬抗戰時期各種偽軍所在總人口的比例——0.8%。
同一時期，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總共1500萬人口，卻出了近150萬偽軍，比例高達10%，法國等地情況不比捷克好多少。
北洋水師大炮上面晾褲衩。“主炮晾衣說”主要出自知名歷史學者唐德剛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書中記載道：日本東京灣防衛司令東鄉平八郎應邀參觀丁汝昌率領的來訪北洋水師艦艇時，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曬衣服。然而事實上，除東鄉平八郎時任職務有重大錯誤外，北洋水師主力艦主炮根本不可能作晾衣之用。按照原始設計圖，另據打撈上來的致遠艦殘骸，當時305毫米口徑主炮的炮管外徑接近半米，距主甲板高度接近3米，平時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長度不足2米，攀爬到這樣高、短、粗的柱子上曬衣服甚為困難，且彼時炮管材質為生鐵而非鋼鐵。
據我瞭解，上述文字的出處實為當時日本一個反華小說家寫的小說。此外，受技術條件限制，近代海軍軍艦上沒安空調，因此各國海軍習慣每週設立一個內務日，官兵在軍艦上統一打掃衛生、清洗衣物。
類似的謠言還有很多，比如“東亞病夫”等。這些謠言通常由日本學者編出，中國學者進口後再加工，出口再轉內銷，最後散播開來。
謠言也非一無是處
謠言與人性有關，人們在資訊交流時，都會有選擇性地接收他們想要的資訊。因此儘管很多學者努力去尋找，但至今很難找到製造謠言的人。事實上，當下爭論誰製造謠言意義不大，更重要的是梳理這些謠言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就動機而言，日本人為保持所謂“種族優越”，製造這些謠言污蔑中國，貶低中國人是一種戰略需要。在中國，有意或無意間傳播這類謠言的知識份子動機複雜許多：一是對國家及社會現實相當不滿，借謠言以泄私憤;二是被這些謠言激發了革命熱情，並試圖通過傳播相關資訊，點燃更多人的革命熱情。
歷史老人的安排確實很奇妙也很吊詭。日本人的批評辱罵反而激發了中國人的革命熱情，以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進步知識份子不時借日本人之口自我反省舊中國的國民性及社會結構。這股革命熱情，在中國共產黨上世紀20年代登上歷史舞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融入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洪流。打亂中國的既有社會結構很不容易，沒有革命熱情，就沒有土改等一系列工業革命需要的條件。
“日吹”改頭換面
21世紀，來自日本的此類謠言並未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而消退，“日吹”大有人在。
日本工匠精神源遠流長。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日本產品跟20世紀末的中國產品一樣品質不好，東洋貨彼時還是劣質代名詞。然而受益於美國賜予的“韓戰特需”“越戰特需”，日本大量引進西方技術改進生產工藝，日本製造終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為模範。
日本經濟並未“失去20年”。縱觀日本排前十名的公司，不是汽車企業，就是與汽車相關的配件公司，單一化顯而易見。隨著新能源汽車時代的到來，特斯拉、比亞迪等企業正後來居上，日本企業能否繼續領跑未可知。況且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海外投資並不成功。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此早有研究：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家電企業在東南亞和中國的投資幾乎全軍覆滅，它們本想將二流技術轉移至中國和東南亞，沒想到卻助推中國康佳等企業崛起。
一些“日吹”還喜歡引用“日本GNP是GDP好幾倍”，但事實上，日本GNP只比GDP多3%。
古往今來，謠言經久不衰。尤其在國家遭遇連續失敗時，國人往往很難保持定力，即使如熊十力般的新儒家對民族未來有些信心，也被旁人視為異類。但回看革命建立新中國、新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又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謠言的刺激，歷史邏輯的複雜與玄妙之處正在於此。(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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