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西方七国集团（G7）财长在英国伦敦就税务改革进行谈判并发表声明，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以结束数十年来的低税率竞争；另一方面，允许各国向没有实体业务但有数字业务的超级企业所获利润征税，但相关国家将废除目前单方面的数字服务税。预计该建议将在今年7月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继续讨论协商，并在10月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包容性框架内继续展开协商，以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
细观本次G7财长会议的核心议题，其关键点在于：主要经济体意在形成统一战线，对在全球规模最大、收入最多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收15%的税率，以防止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超级企业通过将大部分利润登记在低税收辖区来逃避纳税，同时也避免“避税天堂”利用低税率吸引商业活动或利润。
乍一看，还以为欧盟和英国等要对美国的王牌企业“动手”，而美国似乎乐观其成，实则不然。在笔者看来，这场酝酿已久的区域乃至全球性税制改革，既反映出欧洲对21世纪以来本区域在全球产业与技术变迁趋势下培育和造就超级企业落后局面的焦虑和紧迫感，也是美国在财政开支清单越来越长的情况下，利用本轮全球税改的良机进行“补血”，再次试图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大国际行动。实际上是全球实力“玩家”围绕规则修订和财富再分配进行讨价还价的多回合长周期合作性博弈。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当今世界一些具有超越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力边界的全球公司强大的规则套利与政府俘获能力。
欧盟内的G7成员国和英国的算盘可谓打得很精，根据相关测算，如果最低税率确定为15%，则带来的中长期税收红利远不止500亿欧元。
爱尔兰、 卢森堡、荷兰等欧盟成员国目前都是低税率国家，吸引了脸书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等设立地区或国家总部，但只需缴纳很少的税。另一方面，经合组织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跨国公司的征税地点，即所有营收是在母国还是在投资目的地征税争论不休。因为这涉及到真金白银究竟落到谁家口袋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西方各国普遍缺钱。而税收显然是无法通过印钞来获得的，必须有生产与经营活动。特别是承接了一大堆烂摊子的拜登政府，上任不足半年，其开出的基建与经济振兴计划所需资金是天量的，除了复制前任政府的无上限货币政策之外，就是试图通过启动全球税改与增税计划，加速回笼超级企业收益以充实国家财政。
已有相关研究显示，过去10年，亚马逊、谷歌、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应纳税额和实纳税额的差值超过1500亿美元，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计。看看苹果公司富可敌国的财务状况，各国财长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国家越来越穷而超级企业越来越富？
众所周知，税收是国民财富再分配的最重要杠杆之一，从节约交易成本和激活市场主体创新禀赋的角度来看，全球平均企业税率降低是大势所趋，但普遍存在的企业税率“逐底竞争”往往会导致合成谬误的效果。因此，自2013年以来，经合组织一直借助G20平台推动全球税改行动，呼吁各国共同打击不合理的跨境避税。2019年，经合组织提出税收改革的第二阶段倡议，其中就包括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等，但当时并未引起各国的足够重视，只是到了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各国普遍“贫血”的今天才引起高度重视。说白了，钱是第一位的。
当然，还有税收规则国际主导权的争夺，欧盟近年来一直试图构建基于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公布了多项发展战略试图夺回“数字主权”。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规范数字市场秩序，限制科技巨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欧洲还通过调整税收等方式规范数字市场的秩序，欧洲传统行业企业需要缴纳的有效税率为23.3%，而大型科技公司往往通过跨国运营，在欧盟缴纳的平均税率只有9.5%。美欧围绕大型科技企业的数字税征收之争，实际上关乎产业主导权的争夺。
本轮全球税改在短期内不会对我国造成太大冲击，因为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全球拟定的15%底线；另一方面，在征收对象方面，经合组织倡导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只适用于营收超过7.5亿欧元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中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在其列。但中长期来看，我国作为数字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一批互联网科技企业已有世界性影响，随着企业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将会遇到包括数字税等在内的各种约束。
因此，建议在全球对大型科技平台监管合作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高标准金融体系，在G20框架下积极推动平台类科技企业反垄断信息的共享，强化前瞻性预期监管，加强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成员国的协调，推出平台类企业权利与义务更加平衡的数字规则标准，确立全球数字规则新基准。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請先登錄再提交評論